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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的意义 五四运动的意义的导火线 五四运动口号

日期:2018-05-23 来源:未知 错误指正:有问题联系小编QQ:7384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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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的意义:五四运动的意义的导火线,五四运动口号

1919年5月4日,在古都北京爆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群众运动,革命浪潮迅速席卷全国,各界民众同仇敌忾,共同奏起一曲浩气长存的时代壮歌。是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巴黎近郊的凡尔赛宫召开了战后和平会议。会上,中国代表最初提出的取消列强某些特权的七项希望条件及废除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均被无理否决,最后和会竟将原德国在山东攫取的一切权益转由日本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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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传入国内,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抗议。5月4日下午,北大等十几所学校3000余名学生聚集天安门广场,喊出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废除二十一条”,”誓死力争”,”还我青岛”等口号。游行队伍到东交民巷使馆区请愿未果,就前往赵家楼胡同曹汝霖的住宅。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是北洋政府与日本具体交涉的亲日派官僚。当时,曹已吓得躲了起来,愤怒的学生就将在曹宅的章宗祥痛打一顿,并放火焚烧了曹宅。这时,大批军警赶到,当场逮捕了32名学生。在广大学生针锋相对的斗争下,在各界的强烈声援下,被捕学生很快被释放了,但运动的目的并未实现。5月19日,北京大中学校2.5万多人举行总罢课,并进行大规模的爱国运动。6月3、4、5日,更多的学生走向街头,抗议军阀政府的倒行逆施,800多名学生被捕入狱,当局甚至用北大校舍作临时监狱来关押学生。

骇人听闻的六三大拘捕激起全国各地更强烈的反抗。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群起响应,正义凛然、不畏强暴的爱国斗争从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据统计,全国有20多个省区,100多个大中城市卷入到这场如火如荼的洪流之中,尤以上海爆发的六三运动规模最大。6月5日,上海工人自动举行罢工,支援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以日商内外棉第三、四、五纱厂工人带头,全市六七万工人罢工。同时,上海商人也举行了罢市。一些地方的工人、商人积极响应,推动了斗争的发展。迅猛扩大的斗争形势给反动当局以极大压力。6月7日,北京政府被迫释放被捕学生。6月10日,下令撤销了曹、章、陆的职务。但是,6月17日,北京政府又电令中国代表,同意在和约上签字。为此,又引发了新的一轮抗争,拒绝和约签字的呼声如潮,全国各地发往巴黎抗议签字的电报就达7000余份,中国代表终于没有出席和约签字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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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国贼被罢黜,和约被拒签,这场反帝爱国运动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伟大斗争。

五四运动是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北京以青年学生为主的一场学生运动,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中下阶层共同参与的一次示威游行、请愿、罢工、暴力对抗政府等多形式的爱国运动。是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是中国革命史上划时代的事件,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

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新文化运动促进思想解放,十月革命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再加上欧洲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巴黎和约”的签订,引爆了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从而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良好的条件。

五四运动的导火线是什么?五四运动有何历史意义

五四运动的导火索是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1919年1月1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获胜的27个协约国,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派出了陆征祥、顾维钧等5位代表参加会议。巴黎和会不顾中国提出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三项提案,背信弃义,把德国在青岛及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

5月初,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激起各界人士的强烈义愤。5月4日下午二时,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以及工业、农业、医学、政法等十几所专科以上学校的3000余名学生,高呼“还我青岛”、“取消21条”、“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冲破反动军警的阻挠,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天安门前,举行抗议集会,并火烧签订21条时的外交次长、卖国贼曹汝霖的家――赵家楼。一场震惊中外的反帝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了。

反动军警当场逮捕32名爱国学生。反动政府的倒行逆施更激起了社会各界义愤,纷纷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5日,北京各大专学校开始总罢课。6日,天津、上海等20多所院校行动起来,声援北京学生。社会名流和各界人士也纷纷谴责反动当局。6月1日,反动政府接连发出两道命令:一道为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辩护;一道诬蔑学生爱国斗争为非法行为。卖国竟然有功,爱国反而有罪,反动当局的罪恶行径,刺痛了爱国学生和民众的心,一场更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兴起了。

6月3日,北京各校学生2000余人走上街头,展开反帝爱国演讲,当天有170名学生被捕。4日4000多名学生上街演讲,又有700余人被捕。消息传到上海,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工人阶级挺身而出,投入反帝爱国斗争的行列,发起影响深远的“六五”政治大罢工。五四运动进入了第二阶段。

6月5日上午,上海日商第三、四、五纱厂5000多名工人在“不替仇人做工”的口号声中首先宣布罢工。下午,陆家嘴、杨树浦一带多家工厂的2万余工人投入反帝爱国大罢工。随后几天,上海各行业的工人积极响应,10日形成全市总罢工,并发出誓言:“不达惩办曹、章、陆目的,誓不开工”。在此前后,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出现了声势浩大的“三罢”高潮。

北京、上海的反帝爱国运动迅速波及到全国各地,济南、青岛、天津、南京、杭州、宁波、武汉、南昌、扬州、安庆、厦门、广州、西安、沈阳、成都、昆明等100多个大中城市,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形成前所未有的反帝爱国浪潮,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维护民族尊严,捍卫领土主权的坚强决心。

此时五四运动的性质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心由北京转到了上海,主力由学生转变为工人。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以这次大罢工为标志,中国工人运动已从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中国工人阶级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阶级基础。

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顽强斗争精神,极大地震撼了反动统治集团和帝国主义。北洋政府迫于压力,不得不宣布罢免曹、章、陆的职务,五四运动取得了初步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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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日是巴黎和会的签字日。此前北洋政府曾电令中国专使,如期在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巴黎和约上签字。消息传出,再次引起全国人民的义愤,一场拒签和约的运动又在全国开展起来。驻巴黎的中国使团收到要求拒签和约的电报7000余份,旅法华侨和留学生1万多人于28日凌晨包围中国使团寓所,警告专使如与会签字,当即扑杀,并列出偿命名单。中国专使最终拒绝赴会签字,五四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它以辛亥革命所不曾有的姿态,展开了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

五四运动的详细经过:五四运动有哪些重要口号?

5月4日,北京大学等十三所学校的三千多名学生到天安门前集会演讲、游行示威,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等口号,同时要求惩办亲日派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章宗祥受到学生痛打,曹宅被焚烧,军警逮捕了三十多名学生。

5月5日,北京各大专学校总罢课。

5月7日,经蔡元培为首的校长团斡旋,被捕学生释放返校,学生复课。

5月19日,北京25000名学生再次总罢课,之后开展演讲、抵制日货、发行爱国日刊等活动。

6月3日,北京学生因政府为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辩护,举行大规模街头演讲,当日170多名学生被捕。次日,700多名学生被捕。

6月5日,全国各大城市罢课、罢工、罢市,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800余名被监禁的学生获释。

6月10日,北京政府撤销曹、章、陆职务。

6月23日,徐世昌表示政府已电令陆征祥从缓签字。

6月28日,中国全权代表陆征祥拒绝在凡尔赛对德和约上签字。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年1月,美、英、法、意、日等帝国主义在巴黎召开所谓“和平会议”,实质上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分赃会议,其目的是为了重新分配殖民地和划分势力范围。中国曾经在战争期间对德宣战,也算是战胜国之一,因而派了代表参加。在中国人民舆论的压力下,中国代表向和会提出废弃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和归还租借地等七项条件。代表到达巴黎后,由于留欧中国学生的要求,又提出取消二十一条和要求收回大战时被日本乘机夺去的德国在山东的权利的陈述书。

当时,许多中国人,包括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对“巴黎和会”的本质还认识不清,对于帝国主义、尤其是美英帝国主义抱有幻想。认为美英等帝国主义的胜利是什么“公理战胜强权”,把美国总统威尔逊看作“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大好人”。他们以为巴黎和会可以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的奴役。这种想法当然是十分天真的。由于美、英、法和日本相互勾结、狼狈为奸,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又是奉行对外妥协的卖国政策,帝国主义根本不理睬中国人民的正当要求,反而无理地在和约中规定把德国在山东占有的各种特权,全部让给日本,至于日本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二十一条,又借口不在会议的讨论范围之内而置之不理。

巴黎和会彻底暴露了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也打破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先进的知识分子识清了这个真理:只有依靠自己才能解决自己的命运。

5月1日,北京大学的一些进步学生获悉和会拒绝中国人民要求的消息。当天,学生代表就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决定5月3日在北大法科大礼堂举行全体学生临时大会。

5月3日,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在报上发表了,全国群情激昂,人们的悲愤再也不能抑止下去,一个声势浩大,规模壮阔的爱国运动,像火山一样的爆发了。

晚上,北大法科大礼堂好像沸腾的海洋,内内外外挤满了北京的大专学校学生。听到演讲者讲述中国在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情形,都捶胸顿足,愤慨万分。有一个北大学生,当场咬破中指,撕破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悬挂在会场的台前,表示爱国的决心。会上,大家纷纷提出严惩曹汝霖(军阀政府的交通总长,二十一条就是他经手签订的)、章宗祥(驻日公使,他是出卖胶济铁路经管权、济顺和高徐两铁路修筑权给日本的经手人)和陆宗舆(币制局总裁,他是1915年的驻日公使,向日本进行各种借款的经手人),并举行游行示威等建议。会议一致通过:一、通电全国,联合各界一致行动,誓死力争;二、电致巴黎的中国代表,决不签字;三、通电各省于5月7日举行全国游行示威等决议,并决定次日联合北京各校学生在天安门举行游行示威。

5月4日下午一时,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工业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朝阳大学、汇文大学等十四个学校的学生三千多人纷纷来到了天安门广场。他俩手里拿着各色各样的旗子、标语牌,上面写着“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宁肯玉碎,勿为瓦全”等字样,有的还绘着山东的地图和各种讽刺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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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学生们正在天安门集会时,北洋军阀政府的步军统领和警察总监带着一批军警闻讯赶来,企图以“大总统”的命令解散学生队伍。学生们愤怒极了,高呼“打倒卖国贼”,他们见势不妙,只好低头溜走。

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地前往东交民巷使馆区,表示中国人民的意志,并企图使帝国主义改变对中国的态度。但是帝国主义的巡捕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军警不准大队通过。大队退出东交民巷后,便愤怒地奔向卖国贼曹汝霖住宅所在的赵家楼。同学们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等口号,沿途散发了一万多份传单。途中,许多工人、商人和市民都参加了游行队伍。

曹汝霖住宅的黑漆大门紧闭,门口有穿着制服挂着快枪的巡警守护,同学们怒不可遏,便把沿途拾来的石子,象雨点一样地掷过去,打碎了曹宅临街的全部玻璃,房子上的瓦片也被学生用竹竿挑下来,有几个同学从窗口跳进曹宅,把铁锁打断,打开了大门,大队便一涌而入。曹汝霖见势不妙,仓皇越墙逃跑,正在曹宅的章宗祥躲闪不及,被同学们狠狠地痛打了一顿。同学们捣毁了曹宅的所有家具,还不能解心头之恨,就在曹宅放起火来。不久军阀政府的反动军警气势凶凶地赶来,逮捕了学生32人。

同学们的正义斗争获得了社会各阶层群众的广泛同情。甚至许多所谓“社会闲人”和段祺瑞的反对派都以“爱国者”自居。对政府当局提出了抗议。军阀政府害怕5月7日这一天会有全国性的行动,不得不在5月6日释放被捕学生。

5月7日国耻纪念会被强迫解散了,但爱国宣传是阻止不了的。北京的街道上,学生们三五一群,热烈地展开了活动。天津、上海、南京、武汉、长沙、广州、重庆等地学生都在这一天举行了大规模的集会和游行示威,一致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运动像风暴般迅速地在全国范国内传播开来。

5月9日,北京军阀政府以为风潮已过,下令为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辩护,并传讯被释放的学生,追究5月4日行动的主使人。

北京学生们对反动政府这种反人民的措施,愤怒到了极点,5月19日,北京各校学生同时宣告罢课,并向各省的省议会、教育会、工会、商会、农会、学校、报馆发出罢课宣言。要求严惩曹、章、陆三贼;取消诬蔑学生的反动命令。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南昌、武汉、长沙、厦门、济南、开封、太原等地学生,在北京各校学生罢课以后,先后宣告罢课,支持北京学生的斗争。

北京学生在罢课以后,一方面派代表到全国各地联络,商讨采取一致行动,发动更大规模的斗争;另一方面组织演说团,在群众中广泛宣传。自此以后,北京全城的街道、胡同、游艺场所都有学生活动。军阀政府则采取极其野蛮无理的手段,制止学生们的各项爱国活动,不许学生举行会议,检查新闻,查封报馆。步兵和马队在街上往来巡逻,逮捕学生。5月25日,教育部开会:限各校学生三日内复课,否则将予以严厉镇压。

反动政府的镇压,激起了青年学生更加火炽的义愤,斗争也更尖锐了。6月3日,数以千计的学生涌向街道,开展大规模的宣傅活动,被反动军警逮捕170多人。北大法科竟被当作临时监狱。学校附近驻扎着大批军警,戒备森严。6月4日继续逮捕,北大法科容纳不下,又辟北大理科为临时监狱。

金沙4166官网登录,皮鞭和警棍,刺刀和监牢并不能使爱国学生屈服,反而更加强他们反帝爱国的斗志。6月5日,全市出动了五千多学生,其中还有许多中学生,他们组成了三个纵队,到处进行讲演,连警察厅门前的马路也成了活动的地点。同学们都带着行李、用具,准备坐牢,弄得警察也束手无策了。

6月3日军阀政府大肆逮捕爱国学生的消息,迅速传到全国。从广东到黑龙江,爱国运动的浪潮在二十多个省份的一百五十多个大中小城市都掀了起来。运动的广泛性,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工人阶级以空前的政治罢工规模加了斗争,显示了伟大的力量。从此,五四运动转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运动的中心从北京移到上海。运动的主力,也由青年知识分子扩大到工人阶级。

首先发动罢工的是中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地区—上海。6月5日,上海日商的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日华纱厂、上海纱厂和商务印书馆的工人全体罢工,参加罢工的有两万人以上。6月6日、7日和9日,上海的电车工人,船坞工人,清洁工人,轮船水手,也相继罢工。罢工工人总数前后约有六、七万人之多。上海工人阶级的罢工风潮,迅速波及各地,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京奉铁路工人及九江工人都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罢工的斗争像野火燎原一般地在全国燃烧起来。

在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的推动下,工商业资本家也参加了斗争的行列,举行罢市。不过,他们是极为软弱的,不敢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作坚决的斗争,主张“文明抵制”,张贴“幸勿暴动”的标语,甚至还对帝国主义提出“秩序井然”的保证。

五四运动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后,北洋军阀政府手忙脚乱,大为震骇。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使经济生活几乎陷于停顿,尤其是罢工的爆发和扩大罢工斗争的酝酿,对军阀政府的反动统治更是意味着致命的严重威胁。在北京街上散发的传单就警告政府,如不答应群众要求,“则北京市民惟有直接行动,图根本之改造。”上海的工商学各界联合会也于6月6日打电报给北洋军阀政府,要求严惩卖国贼,反对在和约上签字。

爱国运动汹涌澎湃地发展着,一个浪头比一个浪头猛烈,一天比一天高涨。军阀政府眼看着“自身难保”,不得不于6月9、10日批准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三贼辞职。

6月28日是和约签字的一天,中国的留法学生和工人包围了中国代表的寓所,代表被迫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这个消息传遍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大为震动。

五四运动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这个运动在其开始,只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6月3日之后,运动突破了知识分子的圈子,形成为全国范国内工学商联合的广大群众性的革命运动。中国工人阶级以崭新的战斗姿态、英勇顽强的精神和无坚不摧的伟大力量,显示出自己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先锋队伍和领导力量。毫无疑问,中国工人阶级参加斗争,对五四运动获得重大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

五四运动的影响 揭秘五四运动给中国带来的影响

五四运动的影响:五四运动从形式上是中国学生的爱国运动,但从整个社会背景社会发展来说,它的影响远远不止于此,除了波及中国思想文化,政治发展方向,社会经济潮流,教育,亦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它对现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社会亦有着不可低估之影响。

五四的根本精神是什么,有不同看法。一种看法:赛先生科学,德先生民主。1949年后,中共阐述为:爱国,自救,科学,民主。一说:不屈不挠、忧国忧民、乐于奉献、敢于斗争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五四运动,其主力是学生和青年,他们的爱国精神、为真理和正义而战的精神、不畏强暴和黑暗政治精神值得任何时代的青年和学生学习。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道: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天安门大会宣言

“呜呼国民!我最亲爱最敬佩有血性之同胞!我等含冤受辱,忍痛被垢于日本人之密约危条,以及朝夕祈祷之山东问题,青岛归还问题,今日已由五国共管,降而为中日直接交涉之提议矣。噩耗传来,天暗无色。夫和议正开,我等所希冀所庆祝者,岂不曰世界中有正义,有人道,有公理,归还青岛,取消中日密约,军事协定,以及其他不平等之条约,公理也。即正义也。背公理而逞强权,将我之土地,由五国共管,倚我于战败国,如德奥之列,非公理,非正义也。今又显然背弃山东问题,由我与日本直接交涉。夫日本虎狼也,既能以一纸空文,窃掠我二十一条之美利,则我与之交涉,简言之,是断送耳,是亡青岛耳。夫山东北扼燕晋,南控鄂宁,当京汉津浦两路之冲,实南北咽喉关键。山东亡,是中国亡矣。我同胞处此大地,有此山河,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法之于亚鲁撤劳连两州也,曰:“不得之,毋宁死。”意之于亚得利亚海峡之小地也,曰:“不得之,毋宁死,”朝鲜之谋独立也,曰:“不得之,毋宁死。”夫至于国家存亡,土地割裂,问题吃紧之时,而其民犹不能下一大决心,作最后之愤救者,则是二十世纪之贱种。无可语于人类者矣。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痛苦,亟欲奔救之者乎?则开国民大会,露天演说,通电坚持,为今日之要着。至有甘心卖国,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危机一发,幸共图之!”

在1919年10月,总统举行秋定祭孔,同时组织了四存学会,以“昌明”“周公孔子之学”为宗旨,1921年更修订了《褒扬条例实施细则》,进一步强化封建礼教。梁启超和梁漱溟则高唱中国文化优越论,反对学习西方的文化,反对中国革命派,同时抵制马克思主义。而在五四运动中,反对中华道德思想文化的人士,推行了新文化运动,更提出“打倒孔家店”、“推倒贞节牌坊”等口号。五四运动进一步促进了反封建思想的发展,与尊重中华文化的复古思潮形成针锋相对的局面。中国的语言文字政策的思想渊源大部分都来自于五四时期的西化理论。

五四运动使苏俄在中国播下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种子,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国民党的改组便充分显示出当时布尔什维克革命是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唯一出路,但也有人认为当时对暴力革命的绝对化,对中国的长远发展是一种破坏而非建设作用。

五四运动以后,工人罢工和政治斗争依然不断,1920年五一,北京学生联合会散发《五一历史》传单,使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理论传入工人阶层,为共产党诞生创造了群众基础。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上写下了重要篇章。

章宗祥(1879年——1962年),字仲和,籍贯浙江吴兴。早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回国后在清政府民政部任职。1912年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1914年任司法总长。1916年任驻日公使,与当时的交通总长曹汝霖、前驻日公使陆宗舆勾结,在段祺瑞指使下,出卖国家主权,向日大量借款,激起全国人民愤怒。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全国人民的强烈抗议下,北洋军阀政府被迫将曹、章、陆等免职。1920年任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总经理。1925年任北京通商银行总经理。1928年后,寓居青岛。1942年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谘询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迁居上海。

巴黎和会中国拒绝签字的原因

时间:2018-01-22 15:42:18编辑:梓岚

巴黎和会进行时,会上的任何消息都为中国社会各界密切关注着。和会围绕山东问题的风波,在中国国内激起了层层波澜。

1919年三四月间,上海报界接到了中国代表王正延巴黎来电:国人中有为私利而对日本让步者,其所干勾当与奸商无异,此实卖国之徒。“所望全国舆论对该卖国贼群起而攻之,然后我辈在此乃能有讨论取消该条件之余地”。电文在各报披露后,群情愤怒,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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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民众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集中在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章宗祥、中华汇业银行总经理陆宗舆身上。指他们为三大卖国贼,因为曹、陆曾参与签订“二十一条”,章曾参与对日一系列秘密谈判。

4月中旬,章宗祥请假回国,日本政界要人及各国驻日使节多到车站送行,忽然涌来300多名中国男女留学生。章氏夫妇正在奇怪:今天留学生对他们怎么这么热情,这可是以前从未有过的,留学生这时已冲到他们跟前,大骂他是“卖国贼”,并把写了“卖国贼”、“矿山铁道尽断送外人”、“祸国”的白旗,雪片似地向车厢掷去。章宗祥吓得面无人色。

和会上山东问题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人民的激情终于爆发出来。

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中国大学等学校3000多名学生冲破教育部代表和军警的阻拦,汇集天安门,对丧权辱国的卖国贼和掠夺牺牲中国利权的帝国主义进行抗议、示威,高呼“还我山东”、“拒签和约”、“取消二十一条”、“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

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的卖国罪名,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2人物简介

“五四”前关于“卖国贼”一说,最初是落在研究系领袖梁启超的头上。实因巴黎和会全权代表、国民党人王正廷误解梁氏发电攻击而生成。国民党与研究系素有旧怨,外界传说梁启超赴法是想接替陆徵祥担任中国出席巴黎和会首席全权代表,而王正廷正有顶替陆徵祥任全权代表的愿望,故而他唯恐此设想破灭,便向国内国民党控制的《民国日报》频频发电,以梁启超任财政总长时与日人多方密切接触,拟行贷款为线索,并以梁对中日关系的和缓态度与国人强烈要求青岛回归的情绪截然相反为由,揭示梁氏有卖国倾向。

章宗祥(1879年—1962年),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和孚镇荻港村人,字仲和。早年中过秀才,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获明治大学法学士学位。

1919年4月2日,《民国日报》头条指斥梁氏系“卖国贼”。事发,北京政府外交部及蔡元培、王宠惠、顾维钧、蒋百里、张君劢等众多名流,全力为梁声辩,而梁氏坚决主张废除中日密约之言辞,也频显报端,加之他不断自辩其诬,其卖国谣言,遂渐止息。

因其出卖国家主权,向日大量借款,签订众多损害了中国的权益和民族尊严的卖国条约而被视为汉奸,在“五四”运动中成为广大学生要求严惩的三大卖国贼之一。1928年后长期居住青岛,在抗日战争期间,于1942年3月始,再次充任日伪汉奸角色。

随后,梁启超、林长民等研究系要人,强劲地将声讨的笔端直指西原借款及《山东问题换文》经手人,即将巴黎和会外交失败原因,归罪于亲日派首领、新交通系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于是,“卖国贼”的名头,由梁始向曹、陆、章转化。基于参与西原借款的事实,加之无人出面为这三位亲日派辩诬及媒体连篇累牍的负面报道,曹、陆、章的“卖国贼”罪名,尘埃落定;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公使,既成事实。

3个人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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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回国后,在北京京师大学堂任教,清廷赐进士出身。曾任法律馆纂修官、工商部候补主事、民政部财例局提调、宪政编查馆编制局副局长等职。1909年任北京内城巡警厅丞,曾参与审理谋刺摄政王载沣未遂案。

“五四”过后,学潮渐息,但及至6曰3日,竟然再起,且势头更猛。《曹汝霖一生之回忆》记:“有友来告,学潮又起,更有背景,似有组织。有名人在街头演说,大骂你为亲日派,说你签了二十一条还不够,将来还要签中日合并条约。他说可能会遭杀,竟抬一棺木在侧,说要跟你拼命斗到底,学生也都说要跟你拼命。”

1910年任法律编纂局编修、内阁法制院副使。辛亥革命后,受袁世凯派遣,随唐绍仪参加南北议和谈判。

此“演说者”,即研究系重要人物、前司法总长林长民。此前的4月里,林长民曾在《晨报》连发文章,抨击曹汝霖新交通系以中日密约向日方借款。5月2日,林氏在《晨报》刊文,疾呼“山东亡矣”,从而引发“五四”运动。6月初,他开始在街头发表演讲,“六三”运动随后爆发,波及全国。一周后,曹、陆、章三人遭免职。

1912年后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法制局局长、大理院院长等职。

对此,台湾史学家唐启华在《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书中指出:“林长民主张利用英美倡议,打破日本独吞满蒙与山东路权的策略。”“以梁启超、林长民为首的研究系,将山东交涉失败责任,尽归经手西原借款及《山东问题换文》之曹、陆、章,旨在打击政敌——新交通系,其结果,坐实了这三位亲日派分子的卖国罪名。”

1914年任司法总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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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任驻日特命全权公使,在任期间,与当时的交通总长曹汝霖、前驻日公使陆宗舆勾结,在段祺瑞指使下,与日本政府秘密谈判,出卖国家领土与主权,1918年与日本正式订立《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协定》和《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协定》。同年秋,在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和国务总理段祺瑞授权下,一天内向日本签押了三笔共计6000万日元借款,把我国铁路、矿产及其他权益出卖给日本,“欣然同意”日本政府继续占领济南、青岛和控制山东的要求。

梁启超玉照,文怀沙、冯其庸提拔

1919年初,代表北洋政府参加巴黎和会。当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归日本所有的消息传到我国时,激起全国人民极大愤怒。4月中旬,从日本回国,中国在日留学生数百人赶到车站,怒斥其卖国行径。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全国人民的强烈抗议下,北洋军阀政府被迫于6月10日将曹、章、陆等免职。湖州各界人民于6月召开大会,宣布开除章宗祥乡籍,宣告出族,并议决查封其家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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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任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总经理。

1.日置益,日本国新任驻华公使;2.杨士琦,政事堂左丞;3.朱启钤,内务部总长;4.周自齐,财政部总长;5.梁士诒,税务处督办兼任内国公债局总理;6.汪大燮,参政院副议长;7.章宗祥,司法部总长;8.曹汝霖,外交部次长;9.李士伟,财政部顾问兼参政院参政;10.林长民,参政院秘书长;11.江庸,司法部次长。

1925年任北京通商银行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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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后,长期寓居青岛。

章宗祥、梁启超等与涩泽荣一等日人合影。1.熊希龄,2.梁启超,,3.汪大燮,4.涩泽荣一,5.章宗祥,,6.朱启钤,7.梁士诒,8.汤觉顿,9.小田切万寿之助,10.李盛铎,11.曹汝霖,12.叶恭绰,13.周家彦,14.陈介,15.王治昌,16.权量,17.孙多森,18.马越恭平,19.明石照男,20.尾高次郎,21.涩泽武之助,22.高尾亨,23.水野辛吉,24.下濑谦太郎,25.宗方小太郎。1914年4月,北京。

1942年3月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不久,又任电力公司董事长。抗日战争胜利后,迁居上海。抗日战争胜利后,留在上海,直至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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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著作

从左至右:章宗祥、汪荣宝、曹汝霖、陆宗舆。

《东京三年记》、《日本留学指南》、《任阙斋东游漫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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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生平介绍

曹汝霖“首席卖国贼”的成因

留学日本

曹汝霖堕为“贼首”,主要缘于他在任北京政府交通总长兼财政总长期间,即在1918年前后,曾全力主持并签订以国有资产作抵押的数笔“西原借款”。

章宗祥早在留学日本期间就对日本情有独钟,他认为:“平心而论,日本所得西方之科学,以之转授于中国,实绰有余裕”,主张中国只要向日本学习就足够了,根本没必要远渡重洋到什么美国、欧洲去取经。

西原借款,由日本政府高级顾问西原龟三牵线,北京政府分别以有线电信、吉黑两省国有森林及高徐、顺济铁路等作抵押,与中华汇业银行签订(北京政府仅与汇业银行接洽,汇业银行系中日合办),最终由日本兴业等三银行实际履行的几项借款。

发迹

西原借款,并非城下之盟,而是段内阁在对德宣战后,以参战为名,由曹汝霖等出面主动签订,日本寺内内阁也看好段祺瑞,故而,一拍即合。

归国之初,章宗祥就受到“自负有伯乐之能”的肃亲王的大力保举,这匹“千里马”很快就被朝廷特赐“进士出身”,从此鸿运高照。到1916年初袁世凯取消帝制、段祺瑞组阁的时候,章宗祥已经多次出任司法总长一职,并与曹汝霖等四人组成了段内阁中所谓的“新派”,也成为段祺瑞实行内政外交政策的主要助手。因他们都是亲日派,时称“东式外交家”。

西原龟三在自传《梦的七十余年》中不无得意地讲:“中国财政部的汽车供我使用,给予我免费招待。”“曹总长是中国屈指的知日派,我和他数度交谈,意气相投,终达成两千万日元电信借款协议。”“在曹邸,由中国政府与中华汇业银行双方签字。随即,曹设盛宴招待”(按,由陆宗舆代表中华汇业银行与中方签字,然后转由日本三银行供款)。

巴黎和会

对西原借款,曹汝霖则在《民初外交回忆录》文中为自己辩解:“余向合肥请辞财长职,他再三挽留,不得已又向日本商借贷款。”“东海需款更巨,财部无法支付,乃与日本续借两千万日元。日要求以德国已丧失之高、顺铁路作抵押,东海急于用款,命余速办。”

当时段祺瑞为了拉日本作为自己的后台,特任亲日的章宗祥为驻日公使,以便与日本政府建立密切的联系。此时日本政府寺内正毅内阁刚刚成立,该内阁一改前届内阁用武力强迫中国的侵略方式,有意用向中国政府贷款的办法来控制中国政府,实行经济侵略。章宗祥使日后,也以“弥补中日之间的裂痕”为己任,竭力与日本建立所谓的“友好关系”。为了向日本借款,章宗祥和日本方面的西原龟三经过多次密商,达成了多笔借款协定,其中由章宗祥签字的借款有:“满蒙四铁路借款”2000万元,“济顺高徐二铁路借款”2000万元,“参战借款”2000万元。而“济顺高徐铁路借款”是以出卖山东路权为代价的,直接酿成了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后果。因此,正如时人评述的那样:“章宗祥之卖国成绩,可与李完用先后媲美也。愿我国人共起而逐之。不去庆父,鲁难犹未已也。”(大中华国民《章宗祥》)1918年底,中国政府派陆徵祥为特使经日美赴巴黎参加和会。陆徵祥系亲美派的外交官,对日本人没有好感,因此他途经日本期间,有意地避免与日本官方接触。但章宗祥却极力拉拢陆徵祥,希望陆以“中日友好”为重,在巴黎和会上不与日本为难,并向日本政界中人夸口说:“陆易欺,与己有极密切之关系,此次欧洲和议,欲中国不开口,只须己之一言可耳。”(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但事实上,陆徵祥却称病谢绝了在日的一切活动。章宗祥颇为恼怒,却也无可奈何。

无论如何,以国有资产作抵押的西原借款毕竟是在曹汝霖兼任财长的十个月内,为取悦上峰,经其本人屡屡主持、商谈而秘密达成(借款中诸多文件签字即在赵家楼曹府由曹氏本人亲笔签订)。在谈判中,曹氏还曾致电驻日公使章宗祥,要求“尽力促成政费四千万日元的政治借款”“东海拟续商前议未定两千万日元之借款。”

1919年4月,章宗祥从日本归国述职。临行前,日本外务省为他饯别,吹捧他“为融和东亚民族起见,极力化解中日两国人士之误会与斗争,以期亲善之实现”(《晨报》1919年4月11日)。而当章宗祥从东京车站启程前往神户时,却遭遇了截然不同的场面。他先看到车站上有数十名中国留学生手持白旗,以为是来送行的,没想到这些留学生却把他拦住,当面斥问他向日本借款之事。章氏“面红耳赤,惭不能答”(《晨报》1919年4月16、22日)。留学生们于是大骂卖国贼,并向他扔旗子和其他杂物,引得许多人驻足观看。章氏受此惊吓,自然闷闷不乐。到天津后他把家属安顿在那里,只身到北京述职。没想到不久发生了“火烧赵家楼”事件,章宗祥又饱尝愤怒学生的一顿老拳,过了很长时间才得以康复。章宗祥伤势转好后,6月初也告病辞职。在辞职书里,他倒是没像曹汝霖和陆宗舆那样为自己辩解,而是老实地以伤痛为由请求辞职,以便“侍奉老父,退居田间”(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但他在事后的回忆录《东京之三年》里,还是推卸责任,为自己出卖中国主权的行为辩护。

另外,曹汝霖早年因参与签订“二十一条”及帝制,名声固然不佳,而今,作为亲日派首领,他又主持、签订以国有资产作抵押的西原借款,实属“故伎重演,难脱干系”。

罢免

鉴于此,这位亲日派头号人物,责无旁贷地成为了“首席卖国贼”。

1919年6月10日,章宗祥与曹汝霖、陆宗舆一起被免职。隐居一段时间后,章宗祥于次年出任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总裁,1925年改任北京通商银行总裁。1928年后退出金融界,长期居住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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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的1942年3月,章宗祥与曹汝霖一起被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请出来当所谓的“咨询委员”,还兼任日本人控制下的电力公司的董事长,继续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力。日本投降后,章宗祥迁居上海,直到1962年病死。

曹汝霖与章宗祥合影,1938年,北京

6代曹受过

转贷合同令陆宗舆走向深渊

1919年5月4日下午,驻日公使章宗祥随同交通总长曹汝霖回到了位于东单东堂子胡同的曹宅。章宗祥早在日本留学期间就与曹汝霖最为相契,这次进京述职就寄居在曹家。不过,章宗祥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这次竟成了曹汝霖的替罪羊、学生所痛斥的三个卖国贼中最为狼狈的一个。

陆宗舆是著名的亲日派“四大金刚”之一,但成为“国贼”的主因,应为他曾以中华汇业银行总裁身份,与北京政府签署了中方以吉黑两省金矿、森林以及以有线电信作抵押的转贷合同。正如他在所撰《五十自述记》文中叹曰:“所谓卖国头衔,实坏于吉黑之林矿借款。”

实际上,就在几个小时之前,在大总统为章宗祥专设的宴会上,章宗祥对学生闹事的行为是很不以为意的,以为学生不过像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一样,要求改善伙食、多发生活费什么的。但是曹汝霖和章宗祥回住所后不久,就有大队的学生游行队伍呼喊着口号来到了曹宅门前。不久大门被打开,学生们蜂拥而入。曹汝霖见势不妙,连忙吩咐仆人引章宗祥躲进地下锅炉房,自己则藏进了箱子间。学生没找到曹汝霖,气愤地一把火点着了曹宅。章宗祥觉察到火起,急忙从锅炉房中逃出,正好被学生撞个正着。学生们意外地发现原来章宗祥这个卖国贼也在这里,遂报以老拳。章宗祥被揍得鼻青脸肿,不省人事。这时,警察总监吴炳湘率大队巡警赶到,救出章宗祥,送进日华同仁医院。这就是五四时“痛打章宗祥”的一幕。

以吉黑两省金矿、森林作抵押的三千万日元合同,系农商总长田文烈、交通兼财政总长曹汝霖代表北京政府,于1918年8月2日同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签约。汇业方签字者,为其总裁陆宗舆、常务理事柿内常次郎。此合同由日本政府承认,授意中华汇业银行出面与北京政府签订,款项则由日本兴业等三家银行通过汇业银行转贷。

7发迹之路

陆宗舆以中华汇业银行总裁身份签署的另一笔贷款,即此前所签以有线电信为抵押的两千万日元借款,同具卖国色彩。

章宗祥学成归国时,曹汝霖已经显贵,章宗祥所十分垂涎,时不时地向曹汝霖暗送秋波,想借机出头。后来见迟迟没有动静,又托清朝皇室的载振贝勒爷引见,结果也没有多少效果。

陆宗舆对自己在此等借款合同上签字,认为实属不得已而为之。他曾在《五十自述记》中为自己辩诬如此寻找理由:当年自己身为中华汇业银行总裁,曹汝霖为财政总长,曹以“手头孔急”,拟请汇业银行代转日人借款,陆不肯照允,两人曾生争执。

章宗祥十分郁闷。这时,他的妻子陈彦安看出了丈夫的难处,马上出来周旋。陈彦安是姑苏人,曾在上海女学读书,章宗祥当时是南洋公学的学生,两人邂逅相遇,一见倾心。后来陈氏到日本,与章宗祥订下了婚约,归国后在上海举行了婚礼。

陆宗舆虽明知自己的过错难以洗刷掉,但在《五十自述记》文中,仍详述被“逼迫”之情景:“一日(按,1918年8月2日),舆为合肥所招,谓如无大借款以撑此局面,则将生绝大波澜,除非将借款令汇业代转,以期速得款项救急。合肥语甚沉痛,在旁的田焕亭、徐又铮及段、吴诸公(段,陆军总长段芝贵;吴,段祺瑞内弟吴光新)同声相劝,舆以义不容辞,而允为即签。”陆氏在此强调,段祺瑞特言:“若不签字,无异与当局同人相仇视”。

陈氏善于交际,当即去见贝勒夫人,博得了贝勒夫人的欢心,做了贝勒夫人的干女儿。贝勒夫人便到公公庆亲王奕劻面前活动,调章宗祥进入民政部当差,章宗祥从此发迹。袁世凯任民国总统时,章宗祥出任大理院院长,后来改任司法、农商总长。袁世凯筹办帝制,章宗祥也在奔走效劳,后来见帝制无望,才改投到段祺瑞门下。段祺瑞第二次组阁时,他仍然出任司法总长,随后远赴东洋,继陆宗舆之后,出任驻日公使。他的大使头衔,是段总理委派,所以在章宗祥的心目中,只知有日本国,只知有段总理。

至此,陆宗舆已意识到:签字与否,均属引火烧身,最终他还是选择了“签”。对此,西原龟三笔谈:“陆害怕被视为卖国贼,战战兢兢地签了名。”1918年9月23日《民国日报》遂刊文一则《陆宗舆经手大卖国》,陆氏厄运,自此降临。

这一次,曹、陆两人奉命借债,当然要和章宗祥同心协力,内外张罗。日本方面也是慷慨得很,只要是曹、陆、章三人出面,无不允诺,而回报的条件自然也丰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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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7年6月到9月,中央政府一共向日本借款五次,分别是:

从右至左:章宗祥、陆宗舆、周启濂

一、财政总长曹汝霖,农商总长田文烈,会同中华汇业银行经理陆宗舆,向日本所属的兴业、朝鲜、台湾三家银行借款三千万元,以吉林、黑龙江两省全境的森林矿产作为抵押。

“欣然同意”使章宗祥恶名远扬

二、先前,民国6年8月,财政部曾向日本银行团借款一千万元,以盐税余款为抵押;随后财政部总长曹汝霖再向日本正金银行借款一千万元,仍以盐税余款作为抵押。

章宗祥成为卖国贼的罪状之一,1918年3月25日,按段祺瑞旨意,与日本外相本野对将签订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在东京换文(按外交惯例,无换文,不能成约)。

三、在修建吉林至延吉南境、图们江至会宁一带的铁路时,交通总长兼财政总长曹汝霖向日本兴业银行及台湾银行、朝鲜银行借款一千万元。

此军事密约表面上平等,但因所谓“防战区域”在中国境内,从而给予日军“了解与控制中国军队”、“驻军合法”、“过境合法”的行动权力,使得日本出兵北满合理合法。对日兵将“越我国境、代我国防”之企图,邵飘萍在所撰《国防交涉之真情》(载1918年8月24日上海《申报》)中报道:“闻讯,国民群情激奋,奔走呼号。”

四、在修建满蒙四条铁路时,中华民国驻日公使章宗祥向日本兴业银行、台湾、朝鲜两家银行借款二千万元。

罪状之二,1918年9月25日,经章宗祥之手答复交换照会而成《山东问题换文》。该密约计七条,日方虽承诺胶济铁路交换中方管理,但规定“巡警所内,应聘用日本人”等项。对此,章宗祥在该换文尾部题字:“中国政府,对于日本政府右列之提议,欣然同意。”此“欣然同意”,致使不知情的中国全权代表在巴黎和会上尴尬不已,也系章氏日后成为“卖国贼”之口实。

五、在修建山东济南至直隶顺德、山东高密至江苏徐州的铁路时,驻日公使章宗祥向日本兴业银行、台湾银行、朝鲜银行借款二千万元。

罪状之三,1918年9月28日,章宗祥代表中国政府在东京与日本兴业银行副总裁小野签订高徐、顺济铁路抵押借款协议和换文。

以上各种借款条约,中、日文各二份,政府银行互执一份。约定将来发生疑义时,应按照日文条约进行解释,不适用中文条约。这本来就十分不平等,曹、章、陆三人只管借款到手,不管后来有什么隐患,所以日本人如何说,他便如何依。总括起来,从1916年至1918年,段祺瑞及北京政府以参加对德、奥战争,平定南方“叛乱”等各种名目,公开或秘密地向日本借款,总额达五亿日元左右。为了取得这些借款,段祺瑞等把中国主权成批地卖给了日本,使日本进一步攫取到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利益。此外还有许多借款,是向英、美等国借的,回报自然也不低。

对东京签约与换文之举,章宗祥在《东京之三年》中认为,他签署“欣然同意”是针对《山东问题换文》中“日本要撤退在山东的驻军,将铁路沿线交给中国民政署管理”而言,即并非“欣然同意巡警所内,应聘用日本人”及“欣然同意把济顺、高徐这两条铁路路权交给日本”。此话,或为借口。

8卖国举动

章宗祥平素尤为注重“与人为善”,是著名的“好好先生”。日人胜田著文《菊之分根》曾言及在外事工作中“章君不弄手段”。由此可知,章氏太过于谦和,以致做事不坚持原则。此柔顺性情及其驻日公使这一特殊身份加之是著名的亲日派“四大金刚”之一,或为酿成其悲剧的主因。

[1]、1918年3月25日,章宗祥在担任驻日公使身分与日本外相本野一郎,签定《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在东京换文。旨在获取出兵北满、外蒙的口实,并可借援俄之名,占领贝尔加湖以东广地域,作为将来要挟俄国割地并让渡中东铁路的手段;以此作为段祺瑞向日人借巨款。此为由章办理的段与日密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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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9月24日,经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答复交换照会而成《山东问题换文》(日称《山东善后协定》)。即公认为“中日密约”。计有七条。规定胶济铁路“归中日两国合办经营”、“巡警养成所内,应聘用日本人”等项。对此,章之答复为“中国政府,对于日本政府右列之提议,欣然同意,特此奉复”。出卖青岛和山东的权益在所不惜。

此照,陆徵祥1918年12月赴法参加巴黎和会途径日本时,与驻日公使馆全体人员合影。1.陆徵祥,外交总长,出席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首席全权代表;2.章宗祥,驻日公使;3.江庸,日本留学生总监;4.刘崇杰,国务院参事;5.严鹤龄,外交部参事、出席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专门委员;6.王鸿年,驻日公使馆一等秘书;7.朱绍濂,驻日公使馆二等秘书;8.郭东泉,驻日公使馆三等秘书。

、1918年9月28日,经章宗祥分别与日本兴业银行副总裁小野英二、日本朝鲜银行总裁美浓部俊签署的“满蒙四铁路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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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备合同”十四条、“济顺、高徐二铁路借款预备合同”十四条、“参战借款契约”六条。三次计日金2000万元。以借款训练军队,规定雇用日本军教官。高徐铁路,即由高密至徐州之间之铁路。规定发行铁路金币公债,用作建设铁路费用,以铁路一切财产及收入作担保,年息8厘。期为四十年。1918年3月,章宗祥被段祺瑞任命为驻日公使,随后在段的指使和支耻下,曾与日本先后签订了《中日军事协定》、《山东文题换文》、《满蒙四铁路借款预备合同》、《济顺、高徐二铁路借款预备合同》《参战借款契约》等。上述密约,皆严重损害了中国的权益,和民族尊严。因而,章宗祥被爱国人士视为卖国贼。1919年4月27日,章宗祥应召返国,中国留日学生龚德伯、刘泗英等数百名齐集东京车站,高呼“打倒卖国贼章宗祥”,并把上面写着“卖国贼”、“矿山铁路尽断送外人”、“祸国”的白旗,雪片似的向车中掷去。后来,于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时,将这些密约被公诸于世。始有“五四”时,章宗祥被爱国学生殴打之事件发生。

此照,1916年夏初摄于北京中央公园。1.日置益,将离任的日本驻华公使;2.小幡酉吉,日驻华公使馆参赞;3.章宗祥,新任驻日公使;4.曹汝霖,交通部总长;5.陆宗舆,卸任的驻日公使;6.权量,交通部署理次长;7.小村俊三郎,日驻华公使馆翻译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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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合影,摄于1917年2月,东京麹町区永田町,中华民国驻日本国公使馆。1.章宗祥,驻日公使;2.陆宗舆,交通银行股东会会长、前驻日公使;3.胡礽泰,驻长崎领事(7月归国任交通部航政司司长);4.王鸿年,驻日公使馆一等秘书;5.朱绍濂,驻日公使馆三等秘书;6.周启濂,驻日公使馆二等秘书;7.章鸿宾,驻日公使馆馆员;8.郭东泉,驻日公使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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