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晚上的《丝路山水地图》是真的吗?《丝路山水地图》为什么这么珍贵?趣历史小编给大家提供详细的相关内容。

说到丝路山水地图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为何这么说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它上过春晚呀,而且看过这副图的人无不被它的细节所征服,是真的挺厉害的,但是越是厉害越是出名这个话题就越多,话说有人说上了春晚的丝路山水地图是假的,那么有的人问了,这为何是假的,这到底什么情况,还有这个丝路山水地图这么珍贵又是什么原因呢?下面继续分析揭秘看看吧!

《丝路山水地图》又名《蒙古山水地图》,原藏于明朝内府,20世纪30年代流出国外,被日本著名收藏机构藤井有邻馆收藏。该画绘制于绢本之上,画幅宽0.59米,全长30.12,是一幅绘制与明朝嘉靖三年至嘉靖十八年(1524-1539)之间,是一幅属于明朝宫廷的皇家地图。传世经典高端艺术品权威发行www.95cang.com
央视报道,国宝《丝路山水地图》有哪些收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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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丝路山水地图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为何这么说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它上过春晚呀,而且看过这副图的人无不被它的细节所征服,是真的挺厉害的,但是越是厉害越是出名这个话题就越多,话说有人说上了春晚的丝路山水地图是假的,那么有的人问了,这为何是假的,这到底什么情况,还有这个丝路山水地图这么珍贵又是什么原因呢?下面继续分析揭秘看看吧!

因为这个《丝路山水地图》的争议实在是真的大,有很多疑点,所以经常性被人说是假的,至于珍贵的原因也比较的简单,这样的画作实在是太少太少了,而且这么大,这么高清的就更少了,所以价值也高,有接近1.33亿,当然珍贵了,下面我们还是继续看看这个《丝路山水地图》存在争议的地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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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山水地图》原藏于明朝内府,20世纪30年代流出国外,被日本著名收藏机构藤井有邻馆收藏。由于图上题款被人裁去,原名不得而知。因原收藏者尚友堂在卷头包首题写了“蒙古山水地图”几个字,所以以此命名。图名所谓“蒙古”,是指16世纪尚称雄欧亚大陆、仍然统治着从今天的甘肃嘉峪关以西直至土耳其和北非的蒙古四大汗国的后续王朝,如蒙古和撒里畏兀儿诸部落(源于窝阔台汗国)、帖木儿帝国(源于察哈台汗国、伊利汗国和金帐汗国)等。因此“蒙古山水地图”很可能就是原名。整幅地图采用中国古地图的传统方式手卷式绘成,幅宽59厘米,长30.12米,绘于缣帛之上。由于整个地图用青绿山水画法绘制而成,所以一直被藤井有邻馆当作清代佚名青绿山水绘画作品收藏,秘不示人,日本学界也无人知晓此图。
2000年,该地图由收藏家易苏昊先生斥巨资购回国内。古书画鉴定家、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傅熹年先生鉴定后,认为该地图应当为明代中期以前的作品。之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林梅村花费了8年时间专门研究此图,基本弄清了该地图的基本情况。研究表明,这幅气势恢弘的《丝路山水地图》约绘制于明朝嘉靖三年至嘉靖十八年(1524—1539)之间,是一幅属于明朝宫廷的皇家地图。该图还是明代以西域为表现内容的各种地图的母本,如嘉靖二十一年(1542)刻本《西域土地人物图》(收入明代学者马理等人纂修的《陕西通志》)和万历四十四年(1616)刻本《西域图略》(收入明代无名氏所编纂的《陕西四镇图说》)、明代彩绘本《西域土地人物图》等。从《西域土地人物图》的相关记载来看,保存到今天的这幅《丝路山水地图》只是原图的四分之三,地理范围从嘉峪关到天方(沙特阿拉伯的麦加),共211个西域地名;其余四分之一被人裁切,地理范围从天方到鲁迷(时为奥斯曼帝国首都,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原图长度当在40米左右。图上所标注的地名均为方块汉字,但绝大多数地名都不是汉语,而是突厥、蒙古、波斯、粟特、阿拉伯、希腊、亚美尼亚语地名,如果不熟悉西域地理,简直不知所云。
《丝路山水地图》全面反映了明朝与西方的陆路交通情况,充分展示了明代中叶中国人丰富的世界地理知识。这幅规模宏伟,绘制精美的《丝路山水地图》,足以和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中世纪世界地图《加泰罗尼地图集》、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明代洪武二十三年《大明混一图》(1389)、日本京都龙谷大学大宫图书馆藏朝鲜李朝太宗二年《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1402),以及威尼斯马尔西亚那国家图书馆藏《毛罗世界地图》(1459)等世界四大古地图相媲美,说明在16世纪初期,中国人的世界地理知识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
中国古代地图一般采用两种方式绘制:一种是西晋地图学家裴秀所倡导的“计里划方”形式。裴秀提出了绘制地图的六条原则:“一曰分率,所以辨广轮之度也;二曰准望,所以正彼此之体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数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险之异也。”这些概念的提出,是中国古代制图史上的飞跃。
隋唐时期,制图之风大盛,隋代的《区宇图志》,唐代的《十道图》、《元和郡县图志》、《海内华夷图》等著名地图相继问世,可惜今日无传。第二种是采用山水画的形式,如明万历十八年所绘《河防一览图》等。中国古代地图大多数以山水画的形式出现,因为中国古代山水绘画与地图绘制同源,绘制地图时常常不讲究科学性与准确性,特别是一些尺幅涵盖较大的地图,因此一些绘制精美的地图甚至被列入艺术品,如唐代学者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所收录的《洛阳图》等。比较实用的地图如军用驻防图等则比较准确科学,如1973年12月,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三张绘在缣帛上的汉代地图,距今已2100多年。第一幅图为西汉初期长沙国南部地图,第二幅是驻军图,第三幅为城邑图。从图面来看,它们采用的是中国古代制图传统,地里标识相当精准,表明当时地图的绘制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在缣帛之上作画始于先秦时代,到两汉魏晋时期,缣帛成为中国地图绘制的首选材料,而其主要形式就是卷轴式。彩绘地图最早出现在北宋时期,明清时期依然比较流行,这幅《丝路山水地图》就是典型代表。
提起“丝绸之路”,很多人并不陌生,它是古代中国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陆地商业贸易通道。可要具体到这条举世闻名之路究竟有哪些至关重要的节点,以及沿途的地形地貌,就鲜为人知了。不过,一幅绘制于明代中叶的《蒙古山水地图》,明晰地注明了“丝绸之路”上多达211个地点的西域名称,以山水画的形式再现了从明朝边关嘉峪关到天方(今沙特阿拉伯麦加)数千公里线路上的主要城池和山川地貌,展现了明代中国人丰富的世界地理知识。
秘藏日本的中国古地图
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抵达北京,献给明神宗《万国图志》(即《坤舆万国全图》的早期版本)一册。这幅地图以西洋流行的世界地图为蓝本,为了讨好中国皇帝,利玛窦把中国画在地图的中央,此后,中国绘制的世界地图大都沿用这个模式。后来,利玛窦在《中国札记》中这样写道:他们的世界仅限于他们的15省,在它四周所绘出的海中,他们放置上几座小岛,取的是他们所曾听说的各个国家的名字。所有这些岛屿都加在一起的面积还不如中国一个最小的省的面积大。因为知识有限,所以他们把自己的国家夸耀成整个世界,并把它叫作“天下”,意思是“天底下的一切”。
1934年以来,国际学术界一直把《坤舆万国全图》当作中国最早刊行的世界地图,以为世界地理知识最初是由利玛窦带给中国人的。
2002年,北京两位收藏家易苏昊、樊则春从日本京都购回一幅山水画形式的中国古地图,彻底颠覆了这种说法。据我们考证,此图名为《蒙古山水地图》,是16世纪明代丝绸之路地图,这个发现相当重要,足以和巴黎国立图书馆收藏的中世纪世界地图——《加泰罗尼亚地图集》(Catalan
Atlas,1375年)、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的《大明混一图》、日本东京龙谷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朝鲜李朝太宗二年(Kangnido,1402年)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以及威尼斯马尔西亚那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毛罗世界地图》(Fra
Maurochr(39)s
Mappamundi,1459年)相媲美。它说明,16世纪初中国人的世界地理知识就已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大约在20世纪30年代,《蒙古山水地图》流散海外,一直被秘藏于日本著名的私家博物馆——藤井有邻馆。藤井有邻馆一直将它当作清代山水画来收藏,秘不示人。
这幅地图采用中国地图传统的手卷式,幅宽0.59米,长达30.12米,绘于缣帛之上。地图一角磨损严重,但是首尾却相当整齐,显然被人刻意剪裁,并被重新装裱过。古画作伪者常常剪裁古画引首(画心起始部分)、隔水(画心外至画轴部分)或卷末题款上的画名,用来装裱伪作。《蒙古山水地图》之名,来自其背面“尚友堂”题签,千字文编号“宙XX二”,系旧时商家计数所用代码。
从题签看,藤井有邻馆的创办人藤井善助可能是在清末民初北京琉璃厂著名的尚友堂书肆买到这幅古地图的。题签上所谓的“蒙古”,是指称雄欧亚大陆的蒙古四大汗国的后续王朝。例如:蒙古和撒里维吾尔部落,本属窝阔台汗国;亦力把里国,本为东察合台汗国;兴起于西察合台汗国的帖木儿汗国,其东征西讨,兼并了伊利汗国和金帐汗国许多领地。《蒙古山水地图》之名可谓“恰如其分”,我们以为当系原名,因为无论古董商还是收藏者,恐怕都没这个水平给它起如此儒雅而贴切的名称。
绘制年代的线索
北京这两位收藏家请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傅熹年先生对《蒙古山水地图》作了初步鉴定,傅先生认为此图恐非清代之物,从艺术风格看,至少应是明代中期以前的作品。
中国古地图一般采用两种方式绘制:第一种为东晋裴秀倡导的“计里画方”形式,如唐代贾耽《海内华夷图》、明代罗洪先的《广舆图》;第二种为山水画形式,如绘于清代中期的《京杭运河全图》。《蒙古山水地图》的绘制形式属于后者,地理范围从明朝边关嘉峪关(甘肃酒泉)到天方(今沙特阿拉伯麦加),共211个西域地名,涉及中国、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黎巴嫩、突尼斯、土耳其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尽管图上所有地名都是方块汉字,但是绝大多数地名不是汉语名称,而是蒙古语、回鹘语、波斯语、阿拉伯语或亚美尼亚语名称的译名。如果不熟悉西域地理,简直不知所云。
这幅地图以嘉峪关为起点,年代必在嘉靖三年(1524年)明军从西域退守嘉峪关后。据明代张雨《边政考》和清修《肃州新志》记载,嘉靖十八年(1539年)明军在嘉峪关西面的讨来河畔建“永兴后墩”(今称“长城第一墩”)等长城烽火台。然而在《蒙古山水地图》上,嘉峪关以西并不见“永兴后墩”,因此推断其年代必早于嘉靖十八年(1539年),即绘于嘉靖三年至十八年间(1524—1539年)。
明清时代的地图一般用山水画或“计里画方”方式绘制成手卷,有些后来刊入刻本。正如北京大学向达教授指出的:“(《郑和航海图》)原来当是手卷式,收入《武备志》后改成书本式,自右至左。”《蒙古山水地图》亦为手卷式,自右至左绘制。根据这条线索,我们很快从明代刻本中找到了《蒙古山水地图》的两个明中期刻本。
第一个刻本为《西域土地人物图》,收入《明儒学案·三原学案》中的代表人物马理等人所纂《陕西通志》卷十《河套西域》,于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刊行。在该刻本中,《蒙古山水地图》分为连续的10幅,图文并茂,文字部分称“西域土地人物略”,地图部分称“西域土地人物图”。《西域土地人物略》常被引用,但不是根据《陕西通志》,而是从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或从清初梁份的《秦边纪略》中传抄的。19世纪末,俄国学者布莱脱胥乃德(Emile
V.
Bretschneider)将顾氏抄本译成英文,《西域土地人物略》也因此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但不知为什么,顾炎武和梁份两人都只抄录了文字部分,均未收录《西域土地人物图》,所以《西域土地人物图》鲜为人知。尽管晚清时期西北史地之学勃兴,可是无论徐松还是沈曾植,甚至王国维,都不知人世间还有这样一幅西域古地图。
第二个刻本为《西域图略》,收入明代无名氏编《陕西四镇图说》卷末,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刊行。该图与《西域土地人物图》大同小异,但是把原来连续的10幅地图缩成连续的5幅地图;图文并茂,文字部分亦为《西域土地人物略》。《陕西四镇图说》在各大图书馆均有收藏,但是只有日本东洋文库的藏品是全本,书末附有这幅西域古地图。据我们研究,《陕西四镇图说》的编者应是隆庆初年(1568年前后)的兵部侍郎王崇古,时任“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陕西、延、宁、甘肃军务。崇古奏给四镇旗牌,抚臣得用军法督战,又指画地图,分授诸大将赵岢、雷龙等”。王崇古在隆庆初年“指画”、“分授”的陕西四镇和西北边疆地图,当为后来在万历年间刊行的《陕西四镇图说》。该书卷末的《西域图略》则从《西域土地人物图》缩编而成,故名《西域图略》。据此,《西域图略》的绘制年代当在明隆庆初年,而非日本学者海野一隆早年推测的明嘉靖三年(1524年)或五年(1526年)。
《西域图略》与《西域土地人物图》的内容完全相同,皆为《蒙古山水地图》手卷的刻本,它们都为揭示《蒙古山水地图》的绘制年代提供了可靠的证据。
此图出自谁手
《蒙古山水地图》长达30.12米,如此气势恢弘的地图,必为明王朝朝廷所有。谈迁在《国榷》卷六十四引李维桢之言说:明世宗(1522—1566年)“斋居数十年,图回天下于掌上,中外俨然如临”。嘉靖皇帝手边的各种中外地图,想必就包括今天我们所见的《蒙古山水地图》。我们起初只是怀疑此图为嘉靖皇帝用图,后来被宫中藏图证实。2009年我在台北“故宫”意外地发现了《蒙古山水地图》的宫中彩绘抄本,该图图文并茂,收入《甘肃镇战守图略》。这个彩绘抄本当为明代兵部或礼部用图。而明代刻本则为地方官用图,那么,山水画形式的《蒙古山水地图》应该就是嘉靖皇帝御用之图。
明代刻本和彩绘抄本的发现证明《蒙古山水地图》确实被人剪裁为两部分,原图应长达40米。如今我们只见到原图的四分之三,而另外的四分之一下落不明。无论如何,这幅古地图中原来的地理范围应和嘉靖刻本一样,从嘉峪关直抵东罗马帝国首都鲁迷(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这幅图究竟出自谁手呢?据我们研究,嘉靖初年中国画坛能创作“长卷巨幛”者唯有明代“吴门画派”的谢时臣。嘉靖年间,谢时臣被“杭州三司请去作画,酬以重价”。我们认为,谢时臣可能受杭州三司之托协助宫廷画师绘制《蒙古山水地图》,谢时臣应是这幅丝绸之路手卷的主要绘制者。
2011年10月15日,意大利罗马国家博物馆举办为期4个月的“丝绸之路”展览,《蒙古山水地图》手卷的出现,在欧洲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2014年1月,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廉亚明(Ralph
Kauz)教授邀请世界各地专家、学者,出席在德国波恩举办的“中国和中亚地理和地图视野下的中亚及其周边地区”国际学术讨论会。来自德国波恩大学、慕尼黑大学,美国耶鲁大学、纽约城市大学,中国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的学者齐聚一堂,从各自专业的角度探讨了《蒙古山水地图》对世界地理学和丝绸之路研究的重大意义。
如果说《郑和航海图》(即《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图诸番图》)是明朝与西方海上交通的真实写照,那么《蒙古山水地图》手卷则全面反映了明朝与西方的陆路交通,两者都充分展示了明代中期中国人丰富的地理知识。《蒙古山水地图》有力地反驳了“中国的世界地理观是由利玛窦开启的”这个观点,同时也充分证明了,当时中国人丰富的世界地理知识是超乎我们原有想象的。

因为这个《丝路山水地图》的争议实在是真的大,有很多疑点,所以经常性被人说是假的,至于珍贵的原因也比较的简单,这样的画作实在是太少太少了,而且这么大,这么高清的就更少了,所以价值也高,有接近1.33亿,当然珍贵了,下面我们还是继续看看这个《丝路山水地图》存在争议的地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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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30日,故宫博物院获捐赠一幅极具珍贵历史价值的文物——《丝路山水地图》。该文物上世纪30年代左右曾流失日本,现由世茂集团董事局主席许荣茂出资2000万美元(1.33亿元人民币)从私人收藏家手中收购,并将之无偿捐赠给故宫博物院。2018年春晚,该幅《丝路山水地图》在世界人民面前公开展示,这件国宝流失海外八十余载,如今终于重归故里,令国人倍感惊喜和宽慰,也为这个新春佳节更添喜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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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卷地图《丝路山水地图》,原名《蒙古山水地图》。2017年11月30日,香港企业家许荣茂将此图捐赠给故宫博物院。入藏故宫后,此图更名为《丝路山水地图》,并在2018年2月15日央视春晚上被作为“归国国宝”展示给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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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卷地图《丝路山水地图》,原名《蒙古山水地图》。2017年11月30日,香港企业家许荣茂将此图捐赠给故宫博物院。入藏故宫后,此图更名为《丝路山水地图》,并在2018年2月15日央视春晚上被作为“归国国宝”展示给公众。

据官方媒体报道,《蒙古山水地图》原为日本藤井有邻馆(The Museum of Fujii
Yurinkan)收藏,2002年被中国收藏家易苏昊、樊则春购买并运回国内。此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林梅村受易苏昊委托,历时八年研究该图,并撰写了同名专着《蒙古山水地图》。

【藏品简介】
《丝路山水地图》采用中国古代地图传统方式——手卷式,绘制于缣帛之上。打开画卷我们能看到,从嘉峪关到天方的数千公里山川道路均采用大青绿山水技法绘制而成,图中的所有比较重要的城邑都画成中国式的带城门洞的四方城墙,城墙上有垛口,个别城邑中画有中国式的城门楼,如哈密城;城中还画有象征民居的房屋。由当时的宫廷画家以吴门画派青绿山水技法绘制而成,以表现青绿山水、高山大川为主,气势恢宏,尺幅巨大,可称为古代千里江山图的典范,足以证明十六世纪初期中国人的世界地理知识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堪称科学和艺术的完美结合。
央视报道,国宝《丝路山水地图》有哪些收藏价值?

据官方媒体报道,《蒙古山水地图》原为日本藤井有邻馆(The Museum of Fujii
Yurinkan)收藏,2002年被中国收藏家易苏昊、樊则春购买并运回国内。此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林梅村受易苏昊委托,历时八年研究该图,并撰写了同名专着《蒙古山水地图》。

经检索、查阅发现,迄今为止,林梅村着《蒙古山水地图》一书,是唯一为长卷地图《蒙古山水地图》提供学术支持的专着。关于此图的历史来源、史学价值、艺术价值的判定,全部来自此书。因此,林着《蒙古山水地图》是同名地图获得“归国国宝”定位的首要学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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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检索、查阅发现,迄今为止,林梅村着《蒙古山水地图》一书,是唯一为长卷地图《蒙古山水地图》提供学术支持的专着。关于此图的历史来源、史学价值、艺术价值的判定,全部来自此书。因此,林着《蒙古山水地图》是同名地图获得“归国国宝”定位的首要学术支持。

笔者阅读林着《蒙古山水地图》,将书与图对照考察,对长卷地图《蒙古山水地图》(现名《丝路山水地图》,以下简称“《蒙图》”)的“国宝资质”有四个基本质疑。

【收藏价值】

笔者阅读林着《蒙古山水地图》,将书与图对照考察,对长卷地图《蒙古山水地图》(现名《丝路山水地图》,以下简称“《蒙图》”)的“国宝资质”有四个基本质疑。

一件文物的价值,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但首要的因素,是它的出处。“文物出处”,广义讲,一是生产年代,一是制作来源。出处对文物的等级和价值具有基本决定作用。同样是青花瓷产品,即使工艺相同、质地相同、品相相同,是否生产于明代,是否官窑出品,等级和价值是大不一样的,可能价值连城,也可能不值几文。

 1:草木山石细腻刻画。
《丝路山水地图》本身所蕴含的艺术价值、审美价值被广大古代书画家所称颂,该幅作品只要用矿物原料石青、石绿绘制,用大青绿画法,着色浓郁,装饰性强。因为使用矿物颜料,虽经历数百年而色泽鲜艳夺目,几乎不减当年。《丝路山水地图》精细鲜丽的青绿山水与界画能力,其层层叠叠而不纵深关系的布局,山顶平台,浓密的叶苔小点,菱角清楚的矾头等画法极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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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文物的价值,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但首要的因素,是它的出处。“文物出处”,广义讲,一是生产年代,一是制作来源。出处对文物的等级和价值具有基本决定作用。同样是青花瓷产品,即使工艺相同、质地相同、品相相同,是否生产于明代,是否官窑出品,等级和价值是大不一样的,可能价值连城,也可能不值几文。

现存《蒙图》,落款、题跋和鉴章三无,仅在地图的背面有民国初年尚友堂题签《蒙古山水地图》,其名因此而得。作为一件“三无画作”,在文物鉴定和收藏程序中,最重要的显然是要尽可能准确地鉴定其绘制年代。《蒙书》将《蒙图》的绘制年代定在“嘉靖三年至十八年之间”,并陈述其依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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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蒙图》,落款、题跋和鉴章三无,仅在地图的背面有民国初年尚友堂题签《蒙古山水地图》,其名因此而得。作为一件“三无画作”,在文物鉴定和收藏程序中,最重要的显然是要尽可能准确地鉴定其绘制年代。《蒙书》将《蒙图》的绘制年代定在“嘉靖三年至十八年之间”,并陈述其依据说:

图中出现嘉峪关,年代必在嘉靖三年明军退守嘉峪关以后。图中不见嘉峪关以西“永兴后墩”等明长城烽燧,年代则早于嘉靖十八年。

 2: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
《丝路山水地图》卷首为嘉峪关段(今甘肃酒泉),卷尾为天方(今山特阿拉伯麦加),全国共有211个西域地名,涉及今天十几个国家和地区,林海村对比1542年由马理主编的《陕西通志》中的《西域土地人物图》,1616年由陕西三边总督刘宽敏所编《陕西四镇图说》中《西域图略》台北故宫收藏的彩绘本《甘肃镇守图略》所附《西域土地人物图》及其图说《西域土地人物略》。认为《丝路山水地图》是以上三图的母本。原图全长40米,一直到达东罗马帝国首都鲁迷(今伊斯坦布尔),现《丝路山水地图》其实是一幅剩下四分之三的残卷。并考证出该图绘制时间为嘉靖三年到十八年间(1542-1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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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出现嘉峪关,年代必在嘉靖三年明军退守嘉峪关以后。图中不见嘉峪关以西“永兴后墩”等明长城烽燧,年代则早于嘉靖十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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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山水地图》(上,卷首嘉峪关段;中,卷中撒马儿罕城段;下,卷尾无名海段),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3:地理文化学术价值。
《丝路山水地图》的价值都是独一无二的。中国古代最早的绘图理论源自于魏晋时代裴秀最早开窗的“制图六体”,提出“计里画方”的测算方法,1584年(万历十二年),意大利人利玛窦绘制了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并与1601年奉献给万历皇帝。经过专家考证,《丝路山水地图》绘制的时间应是早于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因此成为了中国古代极具实际科学寓意的最早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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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山水地图》(上,卷首嘉峪关段;中,卷中撒马儿罕城段;下,卷尾无名海段),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对于《蒙书》将《蒙图》绘制年代上限定在嘉靖三年,历史学者张晓东批评说:“若以图中自嘉峪关始,就断定绘图年代必在嘉靖三年明军退守嘉峪关以后,似有不妥。嘉峪关自洪武五年始建,即被明朝视为华夷分界之地。”由此可见,《蒙书》的“《蒙图》上限嘉靖三年”之说是站不住脚的。至于《蒙书》将《蒙图》绘制年代下限定为嘉靖十八年,《蒙书》的依据不仅包含有张文所指出的史实错误(“永兴后墩”建造时间当在嘉靖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蒙书》误作建于嘉靖十八年),而且持用的是完全不成立的逻辑:地图绘制不能遗漏已有的史迹。其实,在其后面的论述中,《蒙书》又自我违背,将“史迹遗漏”作为指认《蒙图》是《西域土地人物图》“母本”时的首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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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蒙书》将《蒙图》绘制年代上限定在嘉靖三年,历史学者张晓东批评说:“若以图中自嘉峪关始,就断定绘图年代必在嘉靖三年明军退守嘉峪关以后,似有不妥。嘉峪关自洪武五年始建,即被明朝视为华夷分界之地。”由此可见,《蒙书》的“《蒙图》上限嘉靖三年”之说是站不住脚的。至于《蒙书》将《蒙图》绘制年代下限定为嘉靖十八年,《蒙书》的依据不仅包含有张文所指出的史实错误(“永兴后墩”建造时间当在嘉靖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蒙书》误作建于嘉靖十八年),而且持用的是完全不成立的逻辑:地图绘制不能遗漏已有的史迹。其实,在其后面的论述中,《蒙书》又自我违背,将“史迹遗漏”作为指认《蒙图》是《西域土地人物图》“母本”时的首要依据。

《蒙书》正文凡287页。对于《蒙图》鉴定中最重要的年代断定,仅用了不过60字的“推断”,所依据的“史实”不仅逻辑不成立,而且年份混乱。这种“简单粗暴”的“学术论断”,于普通学术逻辑都不通,更何谈史学考据立论的严谨和求是?

 4:超大尺寸和高超工艺
整幅《丝路山水地图》宽0.59米、全长30.12米。这个30.12米长是什么概念呢?《丝路山水地图》的长度相当于3张《千里江山图》,6张《清明上河图》,高度超过10层楼!描绘了丝绸之路数千公里线路的主要城池和山川地貌,并用汉语标注了211个源自突厥、蒙古、波斯、阿拉伯、亚美尼亚语等多种语言音译的明代地名!细节更是令人叹为观止,如图中的“望星楼”指的就是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兀鲁伯天文台”。传世经典高端艺术品权威发行机构www.95cang.com
央视报道,国宝《丝路山水地图》有哪些收藏价值?

《蒙书》正文凡287页。对于《蒙图》鉴定中最重要的年代断定,仅用了不过60字的“推断”,所依据的“史实”不仅逻辑不成立,而且年份混乱。这种“简单粗暴”的“学术论断”,于普通学术逻辑都不通,更何谈史学考据立论的严谨和求是?

《蒙书》宣称:“《蒙古山水地图》长达三十点一五米,如果加上剪裁掉的四分之一,原图应长达四十米。如此气势恢弘的地图,必为明王朝国家所有。”姑且不论“《蒙古山水地图》被裁切四分之一”,“原图应长达四十米”是缺乏依据的莫须有之说;即使《蒙图》真有“四十米长”,作为一名史学教授,《蒙书》作者由此就宣称“必为明王朝国家所有”,也是缺失学术水准之论,彰显的只是比“皇帝新衣”更胜的霸道逻辑。更有甚者,《蒙书》作者仅因为见到有文献记载嘉靖年间谢时臣曾被“杭州三司请去作画,酬以重价”,即推测“他就是去协助宫廷画师绘制《蒙古山水地图》”。这样任性做想象推定,已经是以今日玄幻小说写手的笔法在做学术文章,而远非“霸道逻辑”可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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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书》宣称:“《蒙古山水地图》长达三十点一五米,如果加上剪裁掉的四分之一,原图应长达四十米。如此气势恢弘的地图,必为明王朝国家所有。”姑且不论“《蒙古山水地图》被裁切四分之一”,“原图应长达四十米”是缺乏依据的莫须有之说;即使《蒙图》真有“四十米长”,作为一名史学教授,《蒙书》作者由此就宣称“必为明王朝国家所有”,也是缺失学术水准之论,彰显的只是比“皇帝新衣”更胜的霸道逻辑。更有甚者,《蒙书》作者仅因为见到有文献记载嘉靖年间谢时臣曾被“杭州三司请去作画,酬以重价”,即推测“他就是去协助宫廷画师绘制《蒙古山水地图》”。这样任性做想象推定,已经是以今日玄幻小说写手的笔法在做学术文章,而远非“霸道逻辑”可论了。

在作为学术基石的《蒙书》中,在作者“神授”与《蒙图》的一系列匪夷所思的“应有”“就是”和“必为”等断语萦绕下,《蒙图》的出处仍然是“有待发现”的历史谜团。我们将在后文逐步拨开《蒙书》萦绕在《蒙图》上的臆断、穿越和“逻辑霸道”。

《蒙书》为何武断地将《蒙图》绘制下限定在嘉靖十八年?作者的意图不好揣测。但是,要在历史传承中确定《蒙图》的史学价值,必须解决此图与久为史学界周知的《西域土地人物图》之间的历史传序。这是《蒙书》作者绕不过去的课题。

《西域土地人物图》“详细描绘了从嘉峪关至鲁迷城的西域山川、物产、城镇和民族,堪称‘16世纪欧亚大陆上的丝绸之路地图’”。明嘉靖二十一年刊行的《陕西通志》辑录了《西域土地人物图》及其文字说明《西域土地人物略》。据西域史研究专家李之勤等考证,早在马理等人编纂《陕西通志》之前,这两个文献已经存在。也就是说,《西域土地人物图》和《西域土地人物略》的绘制和撰写早于1542年,至于后者的撰写时间,上限更可推到宣德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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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土地人物图》(卷首嘉峪关段,卷中撒马儿罕城段,卷尾鲁迷城段),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西域土地人物图》的现存版本,除了《陕西通志》嘉靖二十一年辑录的刻本外,还有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收录在《甘肃镇战守图略》图册中的明彩绘本,而且也附录了《西域土地人物略》。据《蒙书》介绍,台湾学者芦雪燕考证,这个《战守图略》图册编制于1544—1566年间。综合诸家之论,可以说,《西域土地人物图》的嘉靖刻本与明彩绘本,虽然均略有脱、讹,但在整体上是高度一致的,当源于共同的母本地图。两图附录的文本《西域土地人物略》,关系也如是。

《蒙书》在未对《蒙图》绘制年代做切实考证的前提下,就断然宣称《蒙图》是《西域土地人物图》嘉靖刻本和明彩绘本共同的“母本”:

我们认为《西域土地人物图》源于《蒙古山水地图》,证据有二:第一、《蒙古山水地图》中的某些城镇只画图像而无名称,《西域土地人物图》补充了这些名称,所画城镇亦多于《蒙古山水地图》,而多出部分显然是刊入刻本时增补的。第二、《蒙古山水地图》无人物和动物,而《西域土地人物图》却补刻了人物和动物。

《蒙书》用以论证《蒙图》为《西域土地人物图》母本的两个“证据”,归结起来就是一个“证据”:《西域土地人物图》对《蒙图》作了图绘题材和内容的“补充”。然而,这个以“补充”为论据的逻辑是不能成立的。理由有二:其一,在甲与乙之间,“补充”关系要成立,首先要证明或确认甲与乙具有事实相关性,即甲与乙之间存在作为补充主体与对象的事实前提;其二,在历史传承中,内容的多寡并不是确定母本与摹本身份关系的条件。从母本到摹本,既可能存在摹本补充、完善母本的情况,也可能出现摹本简化、缺损和错讹摹抄母本的情况。

在以“补充”作证据论证“《蒙图》是《西域土地人物图》母本”的时候,《蒙书》完全无视《蒙图》与《西域土地人物图》的三个基本差别:

其一,相比于《西域土地人物图》,《蒙图》缺少四分之一里程——从天方国的地图;不仅差异百十个地标,而且缺少对当地风物和民众的绘注。针对《蒙图》中实质性内容的差异和缺失,要将它确定为《西域土地人物图》的“母本”,绝不是以“后者对前者的补充”这样的臆断所能说得通的。

其二,在历史传序中,《西域土地人物图》有与其图绘内容高度一致并且互为补充的解说文本《西域土地人物略》匹配。文、图相配,《西域土地人物图》不仅表明自己具有独立于《蒙图》的绘制来源,而且成为迄今为止可见的最高程度展现元明时期丝绸之路地域风貌、丰富揭示中国内陆与西域交流情况的历史地理学文献。这是虽然长达三十米但仅具有图示性的山水、城池地标的《蒙图》远不可比拟的。

其三,《蒙图》与《西域土地人物图》最重要的差别,是两图中普遍城镇位置南北易位。历史上着名的兀鲁伯天文台建在撒马儿罕城之北。《蒙书》指出:“由于不明图向,《蒙古山水地图》的作者画错了‘望星楼’的方位。这个错误在《西域土地人物图》中得以订正。”然而,在《西域土地人物图》中,城镇方位的“南北易位”绝不只是“错绘望星楼方位”这一个“错误”,而是普遍存在的。至关重要的是,《西域土地人物图》对城镇地标的南北定位,普遍与《蒙图》对城镇的南北定位相反。两图之间普遍存在“城镇南北易位”,不可能是出于“错误”,而只能是由于两图沿袭不同的地图绘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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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台山图》,敦煌莫高窟第61窟

中国山水地图均采取鸟瞰图的绘制法。鸟瞰图是以高视点透视法绘制地面景物,景物产生沿视线方向的透视缩小——呈现近大远小图样。举两例:其一,在敦煌莫高窟61窟西壁现存有五代绘制的《五台山图》。在这幅山水地图的中心部分,以自万菩萨楼、经大圣文殊真身殿至中台之顶一线为中轴线,线上建筑构成了以中轴线顶端为心点的金字塔构图,其两侧建筑绘制则采用独立心点的平行透视,并且向中轴线略作左右倾斜。其二,王翚等绘清宫廷画作、巨幅青绿山水长卷《康熙南巡图卷》。该图分十二卷,每卷纵67.8厘米、横1400厘米至2600厘米不等。各卷取平远布局,以次第平移的散点透视,用工笔写实的笔法,将1689年康熙南巡沿途的风景名胜和市井风貌,逐一展现在幽远辽阔的画境中。在城池和房舍绘制中,这两图都基本遵循了“近大远小”的绘图原则。但是,相对于透视法绘制,中国山水地图,尤其是明代青绿山水地图更普遍采用正射投影的抽象图样绘制城池,或直接以四方形和圆形等几何符号加名称作标志。例如,洪武二十二年的《大明混一图》、正德七年至八年的《杨子器跋舆地图》和嘉靖末年的《九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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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南巡图卷九·绍兴府》,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在明确中国山水地图的绘制常规之后,我们可以发现在《蒙图》中还有一个普遍现象:除黑楼城为椭圆形图案外,全图二百余座城池,城池图案全部呈标准化的倒梯形状,即沿视线方向呈现远大近小的图样。从透视类型划分看,《蒙图》的城池图样绘制当属于成角透视构图。相比于平行透视只形成一个失点。但是,这两种透视构图均当遵循“近大远小”的透视变形规则。《蒙图》的城池图样普遍存在的“远大近小”,是逆视线方向的透视变形。检阅多种中国古代地图图集,未见一例如《蒙图》一样,全图统一以标准化的逆向透视图样绘制城池。

在中国画中,逆向透视图样是晋唐时代较为通用的绘制城郭和器物的图样;经历五代、宋元的变法,入明以后,以正向透视图样绘制城郭和器物,则成为院体画派和文人画派普遍因循的常规。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内廷画作《明宣宗行乐图卷》,是一个典型的例外。该图以逆向透视描绘内廷建筑和器物,是向观画者告示画中主角做“南面之王”的天子之威。与中国画演变不同,直至17世纪,穆斯林绘画中依然盛行逆向透视图样。1524—1525年的阿富汗细密画《巴赫拉姆·古尔周一在绿宫》,将宫殿的屋顶、右立面和铺在地上的地毯均描绘成远大近小的倒梯形图样。该画就是典型的运用逆向透视描绘楼阁的古代穆斯林画作。《蒙图》表现了偏向穆斯林图样的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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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赫拉姆·古尔周一在绿宫》,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蒙书》在指出《蒙图》对望星楼“南北易位”错误的同时,也指出“这个错误”表明《蒙图》受到古代穆斯林地图绘制方法的影响——在古代穆斯林地图中,对东南西北的定位与中国地图正好南—北、东—西相反。《蒙书》还指出,“为了到麦加朝觐的需要,中东穆斯林绘制了许多‘名为《道里记》的引导手册’”。鉴于普遍存在城镇南北易位和城池图案的逆向透视,应当承认《蒙图》表现了因循穆斯林图绘原则的意识,“南北易位”不仅不是它的错误,而是它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换言之,在一定意义上,《蒙图》是“穆斯林《道里记》地图”体制下的产物。相对而言,《西域土地人物图》则基本延续了中国古代地图绘制体系。

《蒙书》无视《蒙图》与《西域土地人物图》的基本区别,将两者扭绑在一起,并且以前者为后者的母本,已足以令人侧目。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蒙书》在凭空指称《蒙图》的“伟大地理发现”之后,在全书287页的总篇幅中,又竟然以22页的篇幅对《西域土地人物略》作全文校勘。通读全书可知,第五章“《西域土地人物略》校勘记”是《蒙书》真正介绍“明代丝绸之路地理大发现”的一章。然而,这一章与《蒙图》的“发现”并无实质关系,其真正价值只是印证并阐发了李之勤的论断:《西域土地人物略》“记述的范围极广”,“记述内容可信甚高”,“提供了反映西域与明朝中原地区亲密联系的重要资料”,是西域史学文献中“极为重要的一种”。席会东将《蒙图》定为《西域土地人物图》的一个子本,并且指出:“如非后人仿古伪造,此图应该是明朝中原画师根据在明代中后期广泛流传的《西域土地人物图》简化、改绘而成的,仅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而其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要远低于《西域土地人物图》的其他版本。”

《蒙书》在第六章“地理简释”中又加配卫星地图、杂糅其他材料,以82页的篇幅将第五章的基本内容换个说法做“简释”。就此,被《蒙书》指认为“母本”的《蒙图》意义何在?它怎么可能是“母本”?这两个问题应该无须回答了。

无论是《蒙书》,还是其后至今关于《蒙图》的官方宣传,都坚持《蒙图》“被人裁切”的说法,其代表性表述如下:

从《西域土地人物图》的相关记载来看,保存到今天的这幅《蒙古山水地图》只是原图的四分之三,地理范围从嘉峪关到天方,共211个西域地名;其余四分之一被人裁切,地理范围从天方到鲁迷,原图长度当在40米左右。

《蒙书》断定《蒙图》“被人裁切”的依据何在?遍查全书及官方宣传资料,知其依据有二:其一,“这幅地图的右下脚磨损严重,首尾相当整齐,显然经过剪裁,重新装裱过”;其二,“嘉靖刻本的发现终于揭开这个谜,《蒙古山水地图》显然被人剪裁为两半”。

“首尾整齐”自然是“经过剪裁”的效果。然而,中国古画岂有装裱不经“裁切”的“传世之作”?而且,如果依《蒙书》作者书里书外一再宣称《蒙图》是明朝内府所用之物,是“嘉靖皇帝手边各种地图”之一,画师绘制之后,岂有不“剪裁整齐”和“重新装裱”之理?因之,《蒙书》所持《蒙图》“被人裁切”依据之一,实属无理之谈。

再者,《蒙书》作者以《西域土地人物图》嘉靖刻本的“发现”做《蒙图》“被裁切四分之一”的依据,其逻辑不仅建立在一个本身就不能自圆其说的虚假前提上:《蒙图》是《西域土地人物图》的母本。而且,即使这个“母子关系”成立,也不能以后者的长度来反证前者的长度。道理很简单:天下恐怕再无理的逻辑,也不会设定母亲必须与儿子高度相等。因此,《蒙书》作者以其自定“摹本”的《西域土地人物图》多余部分,论证其自定“母本”的《蒙图》“四分之一被人裁切”,其逻辑的荒谬已破了常识的底线,遑论学术水准的丧失了。

然而,《蒙书》作者积八年之功的“学术研究”目标,绝不止于将所谓“气势恢弘,原图应长四十米”的《蒙图》定位为“绝非寻常百姓家所用地图,必为明王朝国家所有,原系明王朝内府藏图”;而是要在当今语境下,将这件“王朝内府”藏品定位为具有世界文化史意义的“伟大时代的产物”。《蒙书》对《蒙图》的最终定位是:

如果说《郑和航海图》表现的是明帝国与西方的海上交通,《蒙古山水地图》则反映明帝国与西方的陆路交通。气势恢弘的《蒙古山水地图》产生于明代中叶,正是那个伟大时代的产物。

因此,《蒙书》作者不仅毫无依据地要为《蒙图》争取“应有的四十米长度”,而且同样毫无依据地坚持其所谓“被剪裁的四分之一”,系从天方的地段。

《蒙书》在臆断《蒙图》“被人裁切四分之一”的时候,根本不正视《蒙图》的图面状态。在《蒙图》实有的30米长卷中,除去东西两端,图中地标是以非常简略的方式绘制的:如果说山体虽然粗略,但不失为山水画的画法,而城池则普遍以标准化的倒梯形图样绘制。这意味着,《蒙图》两端之间的主体内容,是服务于地图绘制的图示性图像,而非真正山水画的艺术图像。

但是,《蒙图》全卷东端嘉峪关,尽管画艺不高,但就绘制者用功着力而言,可说是近乎工笔的“山水画”。关城的城墙和楼阁,是使用界尺画出的细致的工笔画,这在全图中是绝无仅有的;合夹关城的双峰,是全卷中最大的山体,而且也最显雄峻、苍郁之势。作为全卷东端起点之景,三面环山,嘉峪关无疑是全卷分量最大的“重头戏”。同样,在《蒙图》全卷西端,在东北天方国与西南戎地面两城对角线相夹中,横断图面的海域,在戎地面上方由东向西延伸,弥漫了西端。这片海域也是用工笔细致描绘的,尽管是图示化的绘法,但配合深沉的墨绿,形成了浩瀚恐怖的气势,给人以“路到尽头”似的终结感。除了“浓墨重彩”“精工细画”外,东端的嘉峪关与西端的无名海分别约占30米长画卷的4.3%。《蒙图》东西两端图像的特殊画法和特别分量,均明确标志了它们分别作为卷首和卷尾的意义。在确凿的图像事实面前,有什么理由因为“首尾整齐”而断定“被人剪切四分之一”?

在《蒙图》西端,当我们把望断天涯的目光回转到这片海域的东北角的时候,会看见紧顶图卷上边绘制的体量巨大的天方国,以雄视天下的姿态出现于眼前。天方国是全卷中唯一顶格绘制的城池,城池内楼宇俨然,下方城门半掩。相对于嘉峪关重门紧闭,其他城镇普遍门洞大开,天方国半掩的城门是否意味着神圣的选择与召唤呢?

春晚介绍的地图是明中叶穆斯林到麦加朝觐的路线图,原名讲往天方的线路,清民之际改为《蒙古山水地图》,该名含义大体准确:明代接承元蒙概念,蒙古泛指诸蒙古汗国各地。而今将地图名冠以“丝路”是不通之论——将后名强加到前图之上,且该图与丝绸之路贸易无关。今改成此不通之名,大失学术规范,不可取也!

然而,尽管《蒙图》图面呈现了众多穆斯林文化标志,我们不能据此就认同该图“是明中叶穆斯林到麦加朝觐的路线图”之说。

根据前面分析,我们可以明确否定《蒙书》作者凭空臆断的“《蒙古山水地图》则生动反映了丝绸之路最后的辉煌”之说。但是,甄别和鉴定《蒙图》作为“国宝”的真伪及其绘制意图和使用功能,有待于史学和文物研究专家科学、严谨的专业研究。

《蒙书》称:“从艺术手法看,这幅山水地图颇受明中期苏州吴门画派早期艺术影响,以表现青绿山水、高山大川为主;气势恢弘,尺幅巨大。吴门画派开山鼻祖沈周所绘《沧州趣图》,就是这样一幅山水画长卷,取景平远幽深、山势起伏绵亘。”

我们不知道《蒙书》作者依据什么特殊资源,可以做出吴门画派早期“以表现青绿山水、高山大川为主”的结论。姑且不论艺术史实,但就“艺术源于生活”这个艺术常理而言,以苏州为核心、以太湖周边为主要活动范围的早期吴门画家(以“明四家”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为代表),怎么可能撇开秀丽舒逸的太湖山水,转而以表现遥远隔膜的“高山大川”为主?“青绿山水”是中国画专业术语,指的不是题材,而是绘画类型。称“表现青绿山水”,只能说明《蒙书》作者分不清作为绘画题材的“青山绿水”和作为绘画类型的“青绿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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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周《沧州趣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至于《蒙书》称沈周《沧州趣图》“就是这样一幅山水画长卷”,不知所谓“这样”,是指前半句中的“表现青绿山水、高山大川为主”,还是指后半句中的“取景平远幽深、山势起伏绵亘”。然而,无论“高山大川”还是“起伏绵亘”,都说不到《沧州趣图》的画面上。这幅画纵30.1厘米,横400.2厘米,不仅没有“高山大川”,而且也非“起伏绵亘”;尽管水岸山石的描绘有北方山水画的尖峻棱角,但画面景色的主体是秀润舒逸的湖光山色。《沧州趣图》现收藏在故宫博物院,其官网描绘此画说:“画面作平远布局,主要撷取江南水乡的景致,山丘逶迤,水面浩渺,坡岸伸展,杂树成林,一派南方山川秀丽风光。”这个描述符合此画的基本面貌。

沈周平生没有到过河北沧州。他在《沧州趣图》画后题跋道:“以水墨求山水,形似董巨尚矣。董巨于山水,若仓扁之用药,盖得其性而后求其形,则无不易矣。”{11}董源和巨然是五代画师,两人为师徒,是南派山水画的筑基者,史称“董巨”。董巨绘画特点是滋养于江南景色的秀润笔致,但两相比较,董源画意平淡悠逸,巨然画意苍郁浑厚。沈周学董巨,“得其性而后求其形”,简单讲,就是借董巨笔法表现他胸中的山水意趣。以沧州之名,而绘写胸中的江南意趣,所以画题为“沧州趣图”,而非“沧州景图”。《蒙书》称《沧州趣图》为“高山大川”“气势恢弘”的画作,实在是南辕北辙的妄断。

《蒙书》作者还宣称:“《蒙古山水地图》的绘画艺术水平十分高超,其绘画手法是明代中期盛行一时的青绿山水画法。”《蒙图》的“绘画艺术”究竟“十分高超”在哪里呢?遍查《蒙书》,作者只是反反复复告诉我们这几句话:其一,《蒙图》颇具吴门画派艺术风格,大概出自吴门画师之手——数年后则推测“就是谢时臣”;其二,《蒙图》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无名氏《渔庄秋色图》和沈周《落花图》的“构图和绘画技法非常相似”;其三,《蒙图》卷首的“嘉峪关图”与吴门画家仇英《归汾图》“更为相似”,两画的作者“显然根据了同一粉本”;其四,《蒙图》,归根到底,“以表现青绿山水、高山大川为主;气势恢弘,尺幅巨大”,而且与沈周的《沧州趣图》一样“风格”。

依《蒙书》宣称,《蒙图》俨然是吴门绘画艺术的荟萃。然而,只要完整观看《蒙图》,略通中国画的观众就明白,《蒙图》不过是一幅长卷山水画。

具体讲,《蒙图》的绘制,有三个完全不同于“山水画”的特征:其一,《蒙图》缺少一幅山水画的整体布局,画面主要景物的布置,完全是服从于地图的功能需要编排的——只是一幅“路线图”。其二,《蒙图》的绘制手法是混杂的,卷首《嘉峪关图》工笔写实,卷尾《无名海图》工笔抽象,图中山水粗略写意,图中城池标准化几何抽象。其三,《蒙图》存在明显且普遍的模仿痕迹,卷首《嘉峪关图》摹仿仇英《归汾图》,卷尾《无名海图》模仿明代地图海域绘制图案,图中标准化的倒梯形城池图案模仿晚清地图绘制卫戍城堡图案。《蒙图》城池图案与清光绪年间崔洳立绘《直隶长城险要关口形势图》之中的城堡图案高度雷同,两者区别只是笔法精粗不同和着色不同。如崔氏地图所示,在明清地图中,城堡图案和城池图案是两种类别不同的地标图案,《蒙图》所为是混甲作乙。对于津津乐道“吴门山水艺术”的《蒙书》作者,难道真能在传世吴门山水画中找出一幅这样东拼西凑而且普遍模仿的“山水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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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英《归汾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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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防一览图》局部,载《中国古地图集》明代卷图38,文物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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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长城险要关口形势图,国家图书馆藏

至于《蒙书》一再宣称《蒙图》“气势恢弘”,如果其意只是指“尺幅巨大”,可谓当然。但是,如果“气势恢弘”是指国画营造的撼动心灵的气韵,那么,《蒙书》作者至少应当先观摹并领略了北宋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和沈周的《江山清远图》的境界,再来论《蒙图》是否“气势恢弘”。同为巨幅青绿山水长卷图绘,无论气势还是画艺,《康熙南巡图卷》与《蒙图》之间是云泥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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