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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美国妇女争取堕胎权利的斗争

美国宪法的故事

2013/04/25 | 陈安| 阅读次数:2730| 收藏本文

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街道以多种方式命名:英文字母、阿拉伯数字、州名和人名。19世纪末刚建城时用字母命名,因街道尚少,所以没有X、Y、Z街,但也没有J街,后人便想问个为什么。

据传说,那是因为首都规划者、法裔建筑师朗方不喜欢时任联邦最高法院首任首席法官约翰·杰伊。但又有人否定了这种说法,说只因J和I这两个字母容易混淆才避用J。

不论何种原因,杰伊却是美国历史上一个重要人物,曾于1777年起草纽约州宪法,1778年当选大陆会议主席,后在美国制宪过程中也起了重要作用。

金沙4166官网登录 ,华盛顿有一条大街却既不以字母、数字命名,也不以州名、人名命名,那就是“宪法大道”。这条东西向大街原名为北B街,华盛顿的重要政府和文化机构、纪念地和游览地,如国会、国家草地广场、史密森博物馆、国家科学院、国家美术馆、林肯纪念堂、林肯公园和越战纪念碑等,都位于这条大道两侧或其附近。1931年“北B街”易名为“宪法大道”,因为美国人越来越觉得他们国家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宪法,作为一个法治国家,宪法是根本法,首都华盛顿应用这条大街来突显宪法的政治、历史地位。

在华盛顿还有一个公园,于1976年为纪念美国革命200周年而辟建;1986年,为纪念美国宪法问世200周年,被命名为“宪法花园”。

美国康涅狄格州也以宪法为荣,故有“宪法州”这一别称。不过,康州所谓的“宪法”是指1638年康涅狄格殖民地3个城镇根据清教徒牧师托马斯·胡克的布道所拟定的《基本准则》,曾被视为美洲第一部成文宪法。该文件由一则序言和11条准则组成,陈述了严密而具束缚力,并将社区利益置于个人福利之上的政府构架。

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更因美国宪法的历史渊源而感到骄傲。1776年,由大陆会议通过的《独立宣言》在费城独立宫公布,宣告美利坚合众国成立。1787年,美国联邦制宪会议在独立宫举行,最后通过美国宪法。这就是说,226年之前,在费城诞生了世界上一部最古老的、至今仍在实施的宪法。

大约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妇女又重新走出家庭,从而重新燃起了对政治的兴趣。她们重新走出家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战后的高消费和超前消费热潮使许多家庭入不敷出,债台高筑。这些家庭因购买汽车、住宅、高档消费品而欠下许多债务。另一方面,战后生育高峰期生下的孩子这时已到上学年龄,需要一笔可观的教育费用。这两种情况使许多家庭主妇重新走出家庭,寻找工作,以增加家庭收入。这就使她们重新对政治或平等问题发生了兴趣。

美国女权运动存在哪些问题?这些问题如何解决?

时间:2018-10-29 10:41:32编辑:浮泊凉

美国女权运动第二次浪潮的几个主要目标并没有实现。1973年春天,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了平等权利宪法修正案,但它必须经过至少38个州的批准才能生效。然而到70年代末只有35个州批准,所以一直未能生效。1973年,最高法院又在两项判决中否决了州级立法中关于堕胎为犯罪的规定,引发了全国大规模的反对堕胎运动。反对者的核心是保守的政治家、天主教和摩门教会。由于他们的阻挠,该法案至今未能通过。

但这不是说,美国女权运动的第二次浪潮成效甚微。1964年通过的《公民权利法》虽是着重解决黑人问题的,但也规定了禁止基于性别雇佣的不平等,缓和了未能通过平等权利宪法修正案所造成的不满情绪。1972年,美国国会通过同工同酬修正法案;1974年,平等就业机会法和平等信贷机会法相继通过;1978年,怀孕妇女没能力工作法生效;1984年,儿童扶养实施修正法通过;同年,退休金平等法也被通过。此外,在州政府一级,妇女们提出并通过了许多保护妇女权利和权益的法案,大至人工流产、福利保障,小及家庭暴力、育儿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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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改变需要通过习惯的改变才能真正得到承认,所以习惯上的变化才是关键性的。妇女认识到了自身的价值,许多人改变了以前对妇女的看法。妇女就业、受教育的情况有了很大变化,她们还进入了许多以前由男人垄断的职业,如司机、警察、电工等。

在政治领域,美国妇女的参政意识日益强烈。政治领域是权利领域,男女平等首先要达到政治上的平等。越来越多的妇女有了参与政治的要求。美国妇女第一次进入国会是在1917年,至1999年,共有197名妇女进入国会。美国妇女在议会中的比例在1977年为4%,到1999年上升至12%,22年中增加了2倍。在州一级,女议员队伍发展更快。

作者:黄贤全

美国宪法的前奏

美国宪法的诞生过程并不简易、顺畅,而是长期酝酿、争辩的结果。

在漫长岁月里,新大陆人一直没有独立建国的意识,后来由于英国的殖民统治越来越严酷,他们终于在政治上觉醒,于1775年发出了声震世界的枪声。在独立战争第二年,即1776年,终于有了由托马斯·杰弗逊主持起草的《独立宣言》。

《独立宣言》是美国宪法的前奏。它以法国卢梭和英国洛克的“天赋人权”、“社会契约说”的理论为根据,宣布“人人生而平等”,人人都享有天赋人权,也即“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政府是从被统治者的手中得到治权,改变或取消政府是属于人民的法权”,也就是说,人民有权推翻损害其权利的政府,有权建立新的政府。

马克思把《独立宣言》誉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人权宣言”。它推动了当时的欧洲革命,影响了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对人类历史进步有着重要意义。

《独立宣言》也有缺陷。杰弗逊在初稿中曾谴责并提出废除奴隶制度,但因南方代表的反对而被删除。这也预示美国宪法最初也不会触动黑人奴隶制度,而让这个制度一直保持到19世纪60年代的南北战争,即使被废除后,种族歧视、种族隔离问题仍然严重存在,需为宪法增订修正案来加以解决。

根据《独立宣言》的精神,当时美国的13个州需召开制宪会议,制定成文宪法。1777年,大陆会议通过美国第一部宪法,名为《邦联和永久联合条例》。这部条例显然很不完善。根据条例,这个名为“美利坚合众国”的新国家不设总统,中央政府权限很小,州权很大。在后来10年里,全国陆续出现许多财政、经济和军事问题。华盛顿总统对此条例曾一言以蔽之:“没钱。”——中央政府穷得没有钱,因为没有一个州向中央缴纳所有税费,佐治亚、新泽西等州一分钱也不交,有些州就是交也是以很少钱敷衍了事。在边境受到英国、西班牙军队严重威胁的情况下,美国军队人员既少,又领不到军饷。1786年全国经济萧条,中央无钱支持最穷州,终于在马萨诸塞州发生以农民和退役军人为主力的谢斯起义。这一切使美国统治者们意识到,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邦联条例”因此应予修正。

在1786年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会议上,汉密尔顿和麦迪逊等代表提议将原定的讨论范围——州际贸易改革问题扩大到修改“邦联条例”问题,因为他们认为,贸易改革与政治改革不能分割。会议最后决定在费城举行规模更大的会议,这就是1787年的制宪会议,有12个州的39名代表投票通过了新宪法,规定宪法是全国最高法律权力所在。

出席制宪会议的各州代表大多有很高的素质,在会上慎重提出多种方案,认真比较不同的观点,有激烈争论,也有磋商和妥协。当时在巴黎任驻法大使的杰弗逊给在伦敦任驻英公使的亚当斯的信中写道:“这真是一个‘半神半人’会议。”所谓“半神半人”指的是优秀人物、杰出人物。杰弗逊和亚当斯对制宪都有很大影响,但未参与起草。

宪法主要起草者是后任第四任美国总统的麦迪逊。他对宪法内容有重要提议,对宪法的通过有卓越贡献,之后又与汉密尔顿、杰伊合撰85篇文章阐述制宪思想,因此被誉为“宪法之父”。那些以笔名“帕布留斯”发表在纽约报刊上的文章后结集出版为《联邦党人论文集》一书,该书至今仍被视为阐释美国宪法、论述联邦主义的经典着作。

这些重新走出家庭的妇女很快就发现,20年代以来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她们的权利情况却没有明显改善。由于缺乏女权运动的强大压力,她们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的低下地位没有多大改变。在工作机会、待遇等方面的性别歧视一直存在,妇女与男子同工不同酬,晋升机会很少。直到1954年,国内税收法仍明文规定不给予全职工作而同时照顾孩子的母亲以减税的优惠。

美国60年代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为妇女争取堕胎权刺运动奠定了政治基础。1973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罗诉韦德案中作出判决,妇女拥有决定是否生育的宪法权利,堕胎是妇女的稳私权。这标志着美国妇女争取堕胎权利的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罗诉韦德案后,主张雒护妇女堕胎“选择权”的自由派与保护未出生胎儿“生命权”的保守派之间的较量更为激烈;民主党和共和党分别持赞成或反对堕胎的立场,使妇女争取堕胎权利的斗争变得错综复杂。

至为重要的人权法案第1条修正案

美国宪法言简意赅,只有7个条款加一则52字的导言,确定美国是一个三权分立的总统制民主共和国。宪法第1条把立法权授予国会众议、参议两院,第2条把行政权授予国家总统,第3条把司法权授予联邦法院及下属各级法院,使这三权既独立、平等,又互相联系、制约,以保持三个部门之间的权力平衡,防止任何一个部门的专擅和滥用权力。各条款分别对国会议员、总统和联邦法官的产生办法和任期作了规定。宪法也确立联邦主义原则,在联邦政府内部、联邦与州之间、各级政府内部、人民与政府之间实行分权制度。

然而,这部“言简意赅”的宪法显然也是不完善的。它缺少如何保护《独立宣言》所宣布的人人都有的天赋人权的内容。它需要修正案加以补充。宪法第5条就是规定增修宪法的办法是制定修正案,第一届国会因此于1789年通过“人权法案”,1791年由9个州批准生效。

人权法案有以下10条:

第1条规定人民享有宗教信仰、言论、出版、集会和向政府请愿的自由。

第2条保障公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自由。

第3条规定在和平时期未经屋主同意,禁止部队在私人住宅驻扎。

第4条保障公民人身自由,使其不受无理搜查和逮捕。

第5条对政府起诉罪犯的职能加以限制,规定案件必须经由陪审团审理。

第6条规定对所有刑事犯罪案均须保证公正、迅速的审判,陪审员应持公正立场,被告有请律师辩护的权利。

第7条规定所有民事案也须经陪审团审理。

第8条规定禁止酷刑,也禁止收取过高的保释金和罚款。

第9条宣布尽管宪法列举了人们可享受的某些权利,但这并不意味不能保持享受其他的所有权利。

第10条规定将宪法未授予联邦政府、也未授予各州的政治权力保留给各州和人民,从而保证权力的分散。

在人权法案中,第1条修正案显然最为重要。因为假如美国政府禁止人民享有宗教信仰、言论、出版、集会和向政府请愿的自由,这个国家就不是“民主共和国”,而是一个封建专制国家。

从历史上看,压制自由、剥夺人民权利的现象在美国也不是绝无仅有。如1798年国会颁布《外籍法》和《惩治叛乱法》,前者将外侨在美国取得公民权所需的居住时间从5年提高到14年,并授权总统下令驱逐所谓“危及美国和平和安全”的外侨;后者规定禁止发表“虚假、中伤、恶意言论,或抱着诽谤、蔑视、玷污目的反对美国政府、国会两院和美国总统的言论”。此法颁布后,约有25人被捕,其中10人被定罪,大部分是民主共和党的报纸编辑。这些法令后被称为“摧残人权法令”,是当年亚当斯总统周围的联邦党人为在1800年大选中对付竞选对手而策划的政治事件,民主共和党人杰弗逊在这次大选中当选总统,他就职后即刻宣布《外籍法》和《惩治叛乱法》违背宪法修正案第1条,并特赦那些被定罪的受害者。

1972年,被誉为“民权英雄”的联邦最高法院黑人法官瑟古德·马歇尔曾这样解释宪法修正案第1条:

“首先,修正案第1条说的是,对信息、思想、论题和内容的表达,政府没有权力加以限制。为继续增强我们的政治和文化,为保证每一个人的自我实现,应保障我们人民的表达任何思想而不受政府审查的权利。这种令行禁止的审查实质就是控制言论的内容。对言论内容的任何限制将完全削弱国家在原则问题上的重大责任,这个原则就是有关公共事务的辩论应是不受约束的,应是活泼而开放的。”

应该说,由于宪法修正案第1条赋予的自由权利,美国人在有关公共事务的辩论中,在民权、女权、选举权、反战、同性恋等社会运动中,一般都能无所顾忌,畅所欲言,而正是由于广大人民思想开放,敢想敢说,社会才逐渐进步,才变得更加平等、和谐。

妇女的社会地位仍然很低,她们仍无权使用信用卡,无权以自己的名字购置房产、签订合同等。到1957年她们仍无权作为陪审团成员出席法庭的审判。到1963年,美国尚有26个州不允许妇女在州级法院中充当陪审团成员,最高法院和联邦上诉法院中也没有女性法官。大的律师事务所大多公开拒绝雇用女性。全美法学院的毕业生中,女性只占3%。1957年,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在毕业生典礼上竟说如果让“过多”的妇女学习法律,会影响男性对这个行业的统治。

关键词:美国妇女;堕胎权;胎儿“生命权”

修正案的产生或消失

然而,美国宪法即使增补了人权法案,也仍然不完善,仍然不能使所有公民享受平等权利,所以尚需补充新的修正案。有的新修正案其实就是以法律形式出现的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是广大人民敢想敢说、长期奋斗的成果。

如今,除人权法案的10条修正案外,美国宪法还另有17条修正案。其中以下几条比较重要,体现了黑人民权运动和妇女选举权运动的胜利:

第13条,宣布废除奴隶制度,宣告在美国将不再存在“奴隶制和非自愿奴隶状态”。

第14条,为“美国公民”下定义,并规定任何美国公民,不论何种肤色,均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各州不得未经正当法律程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

第15条,规定合众国和任何一州不得以种族、肤色和先前受奴役状况为理由剥夺美国公民的选举权。

第19条,规定应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选举权。

第24条,禁止以交纳人头税作为选民参加联邦选举的条件。

修正案的产生或消失往往也很有趣。如修正案第21条宣布废除第18条,也即废除禁酒法律,宣告禁酒运动的失败。又如1971年有修正案第26条生效,将享有选举权公民的最低年龄由21岁降至18岁,这是因为在越战期间人到18岁就被征去当兵,去越南打仗,青年们便质问:既然18岁能持枪参战,为什么就不能投票选举?结果便有了此修正案。另如第27条有关国会议员的薪水不能任意增减的修正案早在1789年就已提出,可直至1992年才获得所有州的批准,悬案之久长达203年。

要实施宪法,首先要理解宪法,不同的理解会产生不同的做法,也会产生一些趣话。如人权法案第8条禁止使用“残忍而异常的刑罚”,即禁止酷刑,有的州把死刑也包括在酷刑中,所以便取消死刑;有的州不如此理解,就一直保留死刑。有的死囚犯为免死会钻宪法的空子,如华盛顿州一名杀人抢劫犯被判死刑,绞刑是该州处死方式,这名死囚犯是个体重186公斤的大胖子,便以绞刑是“残忍而异常”、会使他身首异处的刑罚而提出抗议。除了绞刑,该州死囚也可选择致死注射的方式,这个胖囚犯又抗议说,迫使他自己选择处死方式是错误的。该州为此专门修改法律,使致死注射成为该州主要处死方式,可这名死囚又一次死里逃生,因为他得了肝病,他的辩护律师说他活不了多久,自己会死的。不料,他又活好多年,最后才自己病死。从判死刑到病死,他在狱中呆了20年。有人因此认为,法律过于迁就这名杀人犯,使受害者死不瞑目。

随着社会问题的不断出现,美国宪法的修正案势必还会增多,尽管国会对此十分慎重,有时数十年也不会多加一条。目前美国人比较关心的是枪支控制问题,修正案第2条规定“保障公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可在不断发生有人持枪滥射乱杀、连不少中小学生也惨遭杀害的情况下,该不该有一条严格控制枪支以保障社会安全的修正案?

应该说,美国宪法使这个国家保持了长期的政治稳定,保持了以和平方式交替权力,促进了经济发展和民主制度的演进。今后,美国人一定还会继续尊重宪法,遵守宪法,让这个法治国家继续保持稳定与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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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美国妇女运动再次复兴,掀起了女权运动的第三次浪潮,确定了三大奋斗目标:争取与男性公民享有同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争取制定《平等权利宪法修正案》,争取妇女堕胎合法化。本文结合1973年罗诉韦德案判决,论述美国妇女在争取堕胎权利方面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及其阶段性成果——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确认妇女拥有决定是否生育的宪法权利,实现了在一定条件下的妇女堕胎合法化。

各种歧视妇女的习惯使妇女们感到需要有一场新的女权运动。而大体上就在这个时候,波澜壮阔的黑人民权运动已经展开,这一运动及60年代的各种改革思潮对女权主义者发生了很大影响。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历史上的改革年代,政府改革、民权运动、学生运动、新左派运动等社会运动风起云涌,追求的都是平等。这些平等本质上是一致的,虽然理解上各有不同,如黑人民权运动讲的是种族平等,而种族平等与性别平等一样,也是基于人类自然权利的平等,从这个角度看,两者所追求的平等本质上是一样的。新一轮的女权主义运动就这样开始了。

一、美国妇女堕胎权利运动及其社会基础

新一轮女权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是贝蒂·弗里丹。弗里丹生于1921年,1942年毕业于史密斯女子学院。1963年她出版《女性的奥秘》一书,揭开了女权运动的新篇章。作者在书中提出,二三十年代的美国妇女是生气勃勃的,但在战后却沉湎于舒适的家庭生活,只想做一个“幸福的家庭主妇”,不再到社会上去干事业;“妇女解放”和“事业”之类的字眼听起来已使人感到陌生和不自在。

北美13个殖民地普遍采用英国的习惯法,以胎动为标准,允许胎动前的堕胎,胎动后的堕胎则为犯罪。19世纪前期,堕胎仅仅是道德上的不良行为,绝大多数州允许为保护孕妇身心健康以及胎动前的堕胎。受英国1803年《埃伦伯勒法》影响,到1849年美国有20个州制定了限制堕胎法(其余8州沿用习惯法),禁止堕胎,把胎动前后的堕胎分别定为轻罪和二级谋杀罪,只允许为挽救孕妇生命的“治疗性堕胎”。医学界是反堕胎运动的推动者,妇科医生霍雷肖·斯托勒率先呼吁把堕胎定为犯罪,1859年美国医学会年会通过决议,敦促各州限制堕胎。到1910年,美国各州都制定了限制堕胎法规,医院也设立堕胎审查委员会,堕胎决定权掌握在医生手中。判断堕胎的价值观念也由强调保护母亲生命转向保护胎儿生命。19世纪中期美国严格限制堕胎的原因是:维多利亚时代盛行禁欲主义;堕胎手术难以保障妇女生命安全,保护胎儿生命。

她所说的奥秘指妇女的现实生活与妇女努力去效仿的形象间有奇异的差别。其表现是:妇女们按照当时的社会对她们的期望,当一个完美无缺的贤妻良母,她们最大的奢望就是生五个孩子并拥有一幢漂亮的住宅,唯一的目标就是得到和拥有她们的丈夫;但当妇女实现了这种梦想后,却在心灵上感到空虚和困扰。她采访了20位中产阶级家庭的主妇,发现她们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疲惫、空虚、坏脾气,有某种绝望的情绪。

20世纪60年代发生的两个事件引起全社会关注堕胎问题。谢里·芬克拜是一个有4个孩子的妇女,1962年获悉已怀孕两个月,并服用过会导致胎儿严重畸形的镇静药酞胺哌啶酮,她决定堕胎并取得医院同意。但消息公布后引起轩然大波,州检察官扬言将逮捕为她堕胎的医生,医院不敢为她堕胎,她被迫到瑞典做堕胎手术。1964年美国流行麻疹,导致美国出生约2万个残疾婴儿。1966年旧金山又流行麻疹,21名医生不顾堕胎法限制,为传染麻疹的孕妇堕胎,结果遭到当局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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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后期,以废除限制堕胎法规为目标的堕胎权利运动席卷全国。1967年全国妇女组织提出一个《权利法案》,“第一条,要求国会立即通过《平等权利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联邦和各州不得因性别差异而否定或剥夺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权利’。……第八条,妇女有权控制她们的生育行为,废除限制妇女获得避孕知识及药具的刑法和管制堕胎的法律”。次年该组织又成立“废除堕胎法规全国委员会”,在运动初期强调保护妇女的生育隐私权,后期直接提出妇女拥有选择堕胎的权利。家庭计划联盟和美国民权自由联合会也加入堕胎权利运动。贝蒂·弗里丹在《女性的奥秘》一书中号召妇女冲出“舒适的集中营”——家庭,重新找回“失去的自我”,争取与男人平等的地位和权利。女权主义者认为,“妇女如果没有限制自己生育的完全能力,她的‘其他自由’不过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装饰”。60年代兴起的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把堕胎合法化作为首要目标,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首任主席玛格丽特·桑格指出,“妇女如果不能主宰并控制自己的身体,就不能称为自由人”。在堕胎权利运动推动下,1966年密西西比州首先修改堕胎法,纽约、阿拉斯加、夏威夷、华盛顿州相继废除了反堕胎法规,允许妊娠早期的堕胎。“70年代初,各州立法机构的明显倾向是堕胎法规自由化”。到1972年共有18个州修改了堕胎法规,放宽了堕胎限制。

由此她提出,妇女们除了丈夫和孩子,还有自身独特的利益,是美国社会必须面对的现实。弗里丹指责说,美国社会文化对妇女作出这种职能定位,严重限制了妇女的智力发展,迫使她们放弃理想追求,从而使家庭变成美国妇女舒适的集中营。她号召妇女走出家庭,在社会工作岗位上作出贡献。这部着作是美国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的代表作,被称为世界上第二部有关男女平等权利运动的重要论着。

堕胎权利运动的兴起与战后美国社会变革思潮息息相关。

1966年,弗里丹创建了全国妇女组织,标志着女权主义运动的复兴。这一年,在·弗里丹等人的倡议下,全国妇女组织在美国成立,成为西方最大的妇女组织。其基本宗旨是:妇女首先是人,是个像我们社会中的其他人一样的人,妇女必须有机会发展她们作为人的潜能;妇女必须立即行动起来,充分参与到美国社会的主流当中去,与男人一样享有真正平等伙伴关系的一切特权和责任。

首先,五六十年代美国社会动荡不定,群众运动风起云涌。黑人民权运动、新左派运动、女权运动、反传统文化运动此起彼伏,追求平等自由权利的自由主义思潮经久不息,以摧枯拉朽之势冲击传统价值观。尽管美国没有公认的指导思想,却有一个公认的政治理念——“美国信条”,它包括倡导民主、自由、平等的洛克式自由主义和尊重传统、权威、精英统治的柏克式保守主义。这两种政治思潮在互相对抗互相补充中此消彼长,直接影响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念和政策走向。主张政府干预社会经济活动的现代自由主义在战后盛极一时,约翰·罗尔斯的社会正义理论把自由主义推向巅峰,认为自由至高无上,“自由只能为了自由的缘故而被限制”。他提出两个正义原则,强调政府政策应体现平等自由权利对经济利益的优先,公民权利对效率的优先。

由于该组织把目标定在融入主流社会,所以它的斗争策略主要是利用现存政治制度,即通过合法手段与性别歧视的现象和做法作斗争。1967年,全国妇女组织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妇女权利法案,提出了以下要求:美国国会必须迅速通过平等权利宪法修正案;保证妇女获得平等的就业机会;规定产假为妇女的一种权利;减免双职工家庭养育子女费用的税收;建立免费育儿中心;实行平等的非隔离的教育;贫困妇女必须与男人一样获得职业训练、住房和家庭补助;修改福利立法和济贫计划中有损妇女尊严、私生活和自尊感的规定;妇女有权控制自身的生育能力,废除反堕胎法。

美国妇女问题在60年代成为社会焦点之一。战后美国有一半的妇女就业,但在就业、报酬、晋升等方面遭受不公正待遇。六七十年代性革命期间形成的“好女孩不怀孕”的价值观念和堕胎违法的社会环境给美国妇女造成更大的压力。她们迫切要求拥有与男人平等的权利和合法堕胎权。1965年帕特里夏·马金尼斯在旧金山成立“人道主义堕胎协会”,呼吁取消所有堕胎限制;她还建立一个地下行动组织,帮助妇女到墨西哥、瑞典等国堕胎。

弗里丹的书及她的组织主要反映了中产阶级妇女的生活和要求。大约同时还出现了一些激进的妇女组织,由女大学生和出身中下阶层的妇女组成。她们中许多人也是民权运动、学生运动及反对越战的和平运动的参加者,主张实行革命性的变化来结束男女不平等的现状。

其次,司法能动主义与隐私权的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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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十年代的“权利革命”运动推动了联邦最高法院判案理念的更新。尽管宪法和法律条文是既定的,但对它的解释和运用则是动态的。因为联邦大法官对法律有解释权,他们的政治立场和法学思想非常重要,会直接影响判决结果。厄尔·沃伦担任首席大法官期间(1953—1969),在司法实践中奉行司法能动主义,通过司法判决介入社会争端,引导社会价值趋向。美国学者把联邦大法官的司法思想分为消极司法与积极司法两类,前者注重自我约束,刻板地执行法律;后者往往把个人思想观念融入司法实践,能动地解释法律条款,通过司法判决引导下属法院和政府行为,推动某种价值观念或社会正义。积极司法的大法官注重司法结果,不拘泥于法律条款,强调法院判决应对社会现象作出能动反应,在客观上执行了部分立法职能。首席大法官查尔斯·伊万斯·休斯在上任前直言不讳地说:“我们在宪法下生活,但宪法是什么意思,却是法官们说了算。”厄尔·沃伦本人不是法律学者,“他创造性地解释宪法条文,用现代思想观念去丰富法律条款的内涵,这就意味着联邦最高法院有效地制定了新的法律”在沃伦领导下,“联邦最高法院坚定地推进公民的言论自由,保护社会弱势群体及其利益”。沃伦法院背离司法机构传统的中立角色,在涉及公民投票权、被告权利、学校祈祷的里程碑式判决中,创造性地解释宪法条文,扩展了美国公民的自由和权利,为沃伦·厄尔·伯格任首席大法官期间(1969—1986)在性别平等、妇女堕胎权方面的开拓性判决奠定了思想基础。

70年代,女权运动日趋激进。1970年黑人女律师艾林·赫尔南德兹继任全国妇女组织主席,吸引了许多黑人妇女加入组织,把工作重心放在争取堕胎权和建立托儿所上。同时出现了一大批理论性的书籍,如《性政治学》、《性辩证法》、《姐妹的联合是有力的》,这些书被统称为“新女性文学”。她们主张社会不应向妇女过分灌输“淑女形象”和“母德”的重要性,应让妇女发现自身的兴趣和接受适当的职业训练。

妇女堕胎权利的法理基础是隐私权理论。在英美法系中一直就有隐私权,但其宪法权利地位是通过现代司法诉讼确立的。现代隐私权理论的创立者是路易斯·D·布兰代斯和萨缪尔·D·沃伦,他俩在1890年《哈佛法学评论》发表“不能干涉的权利”一文,首先提出隐私权理论。美国法学界对隐私权的理解有两种:一是多数人理解的“选择暴露权”,即保护个人私生活秘密不被随意暴露的权利;二是“斟酌处理权或自我选择权”,即个人私生活的决定权不受政府或社会力量的支配。联邦最高法院对堕胎案件的判决,采用的是第二种理解,强调“隐私权的核心是有一个社会政权机关不能涉及的而由个人作出自由抉择的领域”。在罗伊·奥姆斯特德诉美国案中,奥姆斯特德指控政府通过窃听电话来搜集证据,违反了宪法第4条修正案禁止非法搜查和逮捕公民、第5条修正案不得强迫自证有罪的规定。但联邦最高法院以5:4驳回他的指控。布兰代斯等4名大法官依据隐私权原则,不同意法院判决,认为“宪法制定者授予公民拥有不能干涉的权利以抗衡政府,法院应当保护公民个人的隐私权不被政府非法侵犯,无论这种侵犯是否违反了宪法第4条修正案。布兰代斯吹响了争取隐私权的宪法权利地位的冲锋号。1967年法院在卡茨诉美国案中推翻该判决。

男人婚后仍可称先生,女士婚后也不一定就称夫人、太太。空中小姐应改为“飞机乘务员”,也可招收男性,等等。一些激进的女权主义者还把美国社会的所有罪恶都与男性至上主义联系在一起。然而,妇女若拥有地位后又当如何,似乎没有人想过这个问题。

1965年联邦最高法院在格利斯沃,尔德诉康涅狄格州案中推翻了1943年泰尔斯顿诉厄尔曼案的判决,宣布对出售避孕药具的绝大多数限制违宪,向已婚者传授避孕知识无罪,首次确认了独立的、受宪法保护的隐私权,并把隐私权作,为保护避孕和堕胎的基石。大法官威廉·O·一道格拉斯为最高法院起草的判决书认为:尽管美国宪法没有提及隐私权,但从宪法第1、3、4、5、9条修正案的“延伸区域”(penumbras)可“推导”(ema——nations)出受宪法保护的公民隐私权。“《权利法案》的具体保证条款有其延伸区域,延伸区域由保证条款确保公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内容推导出来。各项保证条款构成隐私权区域”。“宪法第3条修正案禁止士兵未经主人许可进驻其房屋是宪法保护隐私权的另一种表现。第5条修正案不得强追自证有罪:的规定给公民设定了一个隐私权区域。第9条修正案规定‘宪法对某些权利的列举不得被解释为否定或轻视由人民保留的其他权利’。这样,道格拉斯大法官就为隐私权奠定了宪法基础,确认隐私权是一项宪法权利,并把隐私权扩大到节制生育权。

女权运动中的另一重要组织是美国妇女解放运动。这个组织,顾名思义,寻求的是妇女解放,一种广义上的解放。它原属全国妇女组织,后来因认为全国妇女组织的斗争目标过于低、斗争方式过于温和,所以决定“另起炉灶”、“自立门户”。由于该组织的思想观点和斗争方式都比全国妇女组织激进,所以又被称为激进女权主义运动。

1972年联邦最高法院在艾森斯塔特诉贝尔德案中,推翻了向未婚者传播避孕知识有罪的判决,确认妇女有独立决定堕胎的权利;即使丈夫也无权干涉。布伦南大法官起草的判决书称:隐私权是一项个人权利,不论已婚还是单身,在政府不必介入的领域有个人抉择的自由这些领域将从根本上影响一个人,如父母决定是否生孩子。”这就弥补了格利斯沃尔德诉康涅狄格州案留下的漏洞,使未婚者的生育隐私权也受法律保护。

由于激进女权主义者把妇女受压迫的主要原因归咎于性别差异及其所产生的后果,所以她们主张在反映性别最明显的个人生活领域里“闹革命”。她们认为妇女是受男人压迫的一个“阶级”,婚姻是男人施暴的一个条件,妻子不过是妓女,家庭责任是一种奴役。她们还主张要对男人展开“性战”,或建议要与男人签订明确的“婚约”,明确双方对家庭的责任。

在罗诉韦德案之前,联邦最高法院在法理思想和司法实践上确立了两项原则:第一,《权利法案》和宪法第14条修正案的合法程序条款通常被用来保护某些有实质性价值的东西——生命、自由或财产。第二,隐私权越来越多地被用来保护个人免受州法规的约束,合法程序条款和臆私权都适用于公民的生育和性行为领域。著名公民权利专家罗纳德·德沃金指出“合法程序条款保护的是以‘有序自由’为核心的基本自由,包括隐私权;从隐私权引伸出妇女拥有选择堕胎的宪法权利。”

一些人认为没有男人也可以得到性满足,从而走向了同性恋;也有人主张以群居来代替婚姻、家庭和生儿育女的责任;还有人主张资本主义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妇女获得解放。一些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举办“提高觉悟”学习班,以让众多的妇女在短期内提高觉悟,成为妇女解放运动的战士。女权激进派还倾向于仿效黑人学生组织的斗争形式,举行和参加大规模的静坐、游行活动。

二、罗诉韦德案判决确认了妇女的堕胎权利

女权运动在美国社会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成千上万的妇女关心和介入到女权运动中来。1977年在休斯敦召开的国际妇女年大会上,来自美国50个州及5个管辖区的妇女代表们通过了25条决议,其内容涉及妇女利益的各个方面,教育、就业、生育、同性恋、福利、婴儿扶养和权力分配等,无所不包。休斯敦会议显示了美国女权运动已日趋成熟,它所追求的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全面平等和自由。

60年代后期,美国联邦地方法院对堕胎案的判决不尽一致,胜负参半。诺玛·姆克戈维决心挑战州刑法。诺玛是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县一个年仅22岁的离婚妇女,已有一个6岁女儿,她怀孕后想在当地堕胎,但德克萨斯州刑法第1196条只允许挽救孕妇熊命的治疗性堕胎。她是一个巡回演出团的员工,没有经济能力封允许堕胎的州做堕胎手术。她别无选择,要么生下自己不愿要的胎儿,要么冒生命危险私下堕胎1970年3月,她以化名珍妮·罗向联邦地区法院起诉达拉斯县地区检察官亨利·韦德,认为德克萨斯州禁止堕胎的法律具有违反联邦宪法的模糊性,侵犯了她受宪法第1、4、5、9、14条修正案保护的隐私权,请求判处该州堕胎违法的刑法条款违宪,并发布司法命令,限制地区检察官执行该法。

联邦地区法院认为,单身妇女与已婚妇女一样,受宪法第9、14条修正案保护,有选择是否生育的基本权利。德克萨斯州“有关堕胎犯罪的法律无效,因为它有违反联邦宪法的模糊性,并侵犯了原告受宪法第19条修正案保护的权利;但驳回了原告要求法院发布司法命令的请求。原告被告均对判决不服,上诉到联邦第五巡回法院。上诉人认为,选择堕胎的权利是宪法第14条修正案的合法程序条款赋予个人的自由,是个人的绝对权利,是受《权利法案》保护的个人隐私权。被上诉人则认为,州政府有权承认和保护胎儿生命,胎儿是一个“人”,受宪法第14条修正案的保护。联邦最高法院发布调卷令;受理罗诉韦德案。

审理罗诉韦德案的伯格法院(1969—1986)的主体是沃伦法院(1953—1969)的自由派法官,继续奉行司法能动主义(judicial
activism)。联邦最高法院在1971年12月首次审理罗诉韦德案,当时只有7名大法官(哈伦和布莱克大法官去世,继任大法官鲍威尔和林德还未上任),争执不下,未作判决。1972年10月,再次审理罗诉韦德案,争论仍然激烈。首席夫法官沃伦·伯格认为,得克萨斯州禁止堕胎的法律有欠缺:不允许因强奸、乱伦导致的怀孕堕胎,堕胎的程序太繁琐。大法官道格拉斯、布莱克门、斯图尔特、鲍威尔、马歇尔、布伦南从不同角度认为禁止堕胎的法律违宪。鲍威尔说:“每一方都是如此确信的道义立场必将依然是个人判断,是人民在他们的个人生活中可能遵循的以及可能寻求说服别人遵循的判断,但那种判断他们不可以以法律的力量强加给别人。”斯图尔特认为,“尽管宪法条文没有具体提及公民在婚姻家庭生活方面的个人选择权利,但宪法第14条修正案的合法程序条款所保障的‘自由’足以包括婚姻家庭的个人选择权”。林奎斯特和怀特大法官反对废除德克萨斯州堕胎法。“法院把妇女妊娠期分为三个阶段,并规定每一阶段许可各州的政府行为,这是一种司法立法”。怀特也认为,法院在胎儿生命与母亲利益的平衡方面,过多地偏袒母亲一方。“法院为孕妇草率地炮制并宣布一项新的宪法权利,将它凌驾于各州现有堕胎法律之上……,法院过度地行使司法复审权。

1973年1月22日,联邦最高法院以7票赞成2票反对作出对罗诉韦德案的终审判决。

哈里·布莱克门大法官为联邦最高法院起草了判决书,内容有两个方面:

德克萨斯州的现行法典,除了为挽救母亲生命的堕胎不属犯罪外,有关堕胎犯罪的条款没有考虑妊娠的阶段性、没有承认当事人的其他权利,违背了宪法第14条修正案的合法程序条款。

希望终止妊娠的妇女,在第一个孕期,根据孕妇就诊医生作出的医疗诊断,该医生有权做出堕胎决定并付诸实施。

在第二个孕期,为保护母亲的健康,州政府如果愿意,可以制定与母亲健康相关的适当的堕胎程序法规。

在第三个孕期,胎儿脱离子宫已经可以存活,为保护潜在的人类生命,州政府如果愿意,可以规定、甚至禁止堕胎,除非经医疗诊断,为保护母亲生命或健康所必需,才可以堕胎”。

哈里·布莱克门大法官从三个方面阐述了联邦最高法院判定德克萨斯州堕胎法无效的理由:

关于“人”的涵义,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第1项提出三个参照系:首先将其定义为“公民”,其次是“在美国出生或获得美国国籍的人”。在合法程序条款和平等保护条款中也有类似提法。法院认为,人的完整权利是以出生为前提,宪法和法律中的“人”不包括未出生的潜在的人;不能接受“德克萨斯州政府认为人的生命从受孕开始”的观点。

关于隐私权,美国宪法没有提及。在此案之前,联邦最高法院根据宪法第1、4、5、9、14条修正案作出过10多项有关个人隐私权的判决,认为只要符合有序自由(ordered
liberty),与婚姻、生育有关的个人隐私权是一项“基本权利”。法院认为,“无论在宪法第14条修正案所确认的个人自由概念和对州行为的限制中能否找到个人隐私权,像联邦地区法院判决书中指出的,宪法第9条修正案保留给公民的权利中就足以包括妇女有权决定是否终止妊娠”。但是,法院不同意上诉人的观点——妇女的权利是绝对的,她完全可以以任何理由、在任何时候、以任何方式终止妊娠。法院认为,州政府有权制定医疗标准和保护胎儿生命。在妊娠的某个阶段,这些因素将构成对堕胎权利的决定性限制。

关于隐私权与州政府权力的关系,州政府有权确定在妊娠的某个阶段是孕妇的健康还是胎儿的生命更有价值。“州政府的权力不能凌驾于孕妇权利之上,但州政府有保护孕妇健康的重要而合理的权利。”根据现有医疗水平,州政府行使“令人信服”(compelling)的权利保护妇女健康的起点大概在第一个孕期结束后。“州政府还有保护胎儿潜在生命的重要而合理的权利,行使该项权利的起点是胎儿脱离子宫后能够存活的第三个孕期。”

罗诉韦德案判决在法律上确认了三点:第一,妇女有决定生育的宪法权利,这是一项基本权利,各州不能随意禁止堕胎;第二,承认各州有“令人信服”的权利对妇女行使堕胎权作出具体规定;第三,为平衡妇女堕胎权与各州管理权,法院划分了各自的权利范围。

联邦最高法院对罗诉韦德案的判决扩大了公民权利,是对妇女的一次解放。它不是一件孤立的行政诉讼案,它涉及美国妇女的一项基本权利——自由选择堕胎的权利,它的提出、立案及判决结果与时代背景息息相关,它是五六十年代美国人民追求民主自由权利运动的产物,也是对美国民众堕胎合法化倾向的一种反应。1972年,美国赞成无条件堕胎合法化的比例,据盖洛普民意调查为46%,据哈里斯民意调查为48%。

三、为维护妇女堕胎权利而进行的斗争

罗诉韦德案是美国妇女争取堕胎权利的阶段性胜利,自由派为之欢呼雀跃,美国家庭计划联盟主席称它是“维护妇女隐私权、保护妇女身心健康的一项明智的和无畏的成功举措”。保守派则恨之入骨,纽约天主教红衣主教库克指责“大法官们超越立法机构。不论其依据什么法学原理,赞成罗诉韦德案的7名大法官对胎儿的命运作出了灾难性的功利主义判决”。布莱克门大法官还遭到死亡威胁,他被迫多次重申,法院判决确认的是宪法原则,而不是道德原则;“是隐私权,而不是堕胎权,是一项基本权利。像其他权利一样,它服从于被证明是合理的、令人信服的州的权利”。

罗诉韦德案判决影响甚广,它使46个州的限制堕胎的法规违宪;因堕胎合法也导致堕胎人数猛增,据亨肖1986年统计,美国每年约有150万妇女堕胎,堕胎妇女人数位居世界第三位。民众对罗诉韦德案的评价也截然不同,据哈里斯民意调查,1973—1985年,赞成罗诉韦德案判决的比例为52%——60%,反对该判决的比,例为37%——42%。主张保护胎儿“生命权”的保守派与支持妇女拥有堕胎“选择权”的自由派展开新一轮较量,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堕胎问题的道德观念之争更加激烈。保护胎儿“生命权”者与支持妇女堕胎“选择权”者争论的焦点是:人的标准——是出生还是受孕那一刻?堕胎是否是一种负责任的行为?妇女是否拥有选择堕胎的隐私权?

赞成妇女“选择权”的力量主要有自由主义思潮、新教主流派、女权主义者,主张人的生命和权利开始于出生;堕胎是妇女的隐私权,是对自己、家庭和社会负责任的行为。新教主流派(美国长老会、圣公会、联合基督教会、卫理公会等)对妇女堕胎持宽容态度,认为胎儿虽然具有潜在生命,但不是完整的、现实的人。“堕胎是妇女生育自主权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生育自主权包括选择生育和堕胎两个方面,有性爱活动:的妇女有权终止意外怀孕。”女权主义者凯瑟琳·麦克唐奈认为堕胎问题的道德观念之争

毫无异义,“这些堕胎的道德理论使人想起天主教神父滑稽地争论针尖上能容下多少个天使跳舞。我要大声疾呼,堕胎是现实生活中妇女面临的两难,是妇女的苦恼”。

汇聚在“生命权”旗帜下的势力是保守主义思潮、新教右翼和天主教保守派,主张人的生命开始于受孕那一刻,胎儿生命与孕妇生命同等重要;堕胎毁灭了神圣的生命,应予谴责;只有怀孕对孕妇生命构成威胁时,堕胎才具有某种意义上的正当性;堕胎是道德沦丧和家庭观念崩溃的表现。二战后长期蛰伏的保守主义在妇女堕胎权问题上向自由主义发起猛烈反击。诺齐克提出“最弱意义的国家”,把康德式的人性论作为道德基础:“个人是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他们若非自愿,不能够被牺牲或被使用来达到其他目的”。而堕胎就是为了孕妇利益而牺牲胎儿的行为,必须反对。1979年杰里·福尔维尔创立“道德多数派”,标志新教右翼的复兴。新教右翼以基督教联盟为核心,认为妇女堕胎威胁到美国的家庭价值观,使美国沦为一个无信仰、无责任感的社会。其目标是恢复妇女的母爱传统,尊重生命。美国天主教保守派追随罗马教皇,坚决反对避孕和堕胎。罗马教皇一贯反对避孕和堕胎,1951年庇护十二世声称,“上帝赋予母亲腹中胎儿以生命权”,1965年第二届梵蒂冈会议谴责堕胎行为,称之为杀害胎儿的犯罪。天主教神学家里查德——麦考密克概述了天主教会的观点;避孕和堕胎都是绝对错误的,“避孕行为在本质上是一种罪恶,性交仅是一种生育行为……。性交与生育是上帝设计出来的,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因此,仅仅为了愉悦而发生的没有生育结果的性行为违背了这个宗旨”。有讽刺性的是,1996年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堕胎的天主教徒妇女的人数和比例都不比其他教派的妇女少。

第二,持“生命权”或“选择权”的两派都建立组织机构,开展政治活动,向政府和国会施加压力。

1969年成立的全国堕胎权利行动联盟是规模最大的、以捍卫妇女生育选择权为惟一目标的组织,积极推动“选择权”运动的职业化,高薪聘请专家为该联盟出谋划策,招聘说客游说国会议员。据1993年奥里斯一坎伯报告,全国堕胎权利行动联盟是游说国会议员成效最显著的三个组织之一。全国妇女组织下属的女权运动多数派组织则游说各州议员,敦促各州废除限制堕胎的程序(如良心条款、父母或配偶同意)。在第102届国会期间,自由派议员提出《自由选择法案》,试图通过国会立法保护妇女的堕胎权利,没有成功。“选择权”运动还积极争取联邦法院的支持。美国民众自由联盟和家庭计划联合会经常提出堕胎权利诉讼案,在联邦地区法院的胜诉率分别高达87%和82。4%,较其他团体高出许多。

“选择权”运动还推出“全国保卫诊所计划”,保护堕胎诊所免受反堕胎分子的骚扰,并赢得1994年马德森诉妇女健康中心案的胜利,联邦最高法院对抗议堕胎活动作出明确限制:最高法院确认了佛罗里达州的禁令,禁止堕胎抗议者堵塞通往堕胎诊所的道路{禁止在堕胎诊所周围36英尺以内举行抗议集会或设立纠察线;湾止对堕胎诊所医务人员和就诊者进行骚扰和威胁;禁止在堕胎诊所周围300英尺范围内接近就诊者。

美国天主教会是“生命权”运动的组织者,它领导的生命权利全国委员会有3000多个分支机构。南方浸礼会和摩门教会是它的左膀右臂,帕特·罗伯逊领导的基督教联盟与它合作。他们采取四项策略:一是发动“草根运动”,提出“离开靠背椅,深入民众中”的口号,罗伯逊利用电视布道节目700俱乐部散布堕胎有罪论。二是游说选民和议员成效显著。在罗诉韦德案后10年,国会制定了约30个限制堕胎的法规,如1976年《海德修正案》。到1991年,有31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不再允许用公共经费资助非治疗性堕胎,并制定了限制堕胎的法规。三是与共和党联姻,操纵共和党的州县基层组织,从1976年开始,共和党竞选纲领连续4次提出制定一项宪法修正案,“以恢复和保护未出生孩子的权利”。四是实施“生命权利非暴力行动计划”,在全国开展“拯救”行动——以劝说、恫吓、抗议、人墙路障等方式对堕胎诊所的医务人员和就诊妇女施加压力。仅1987—1991年就有2。9万名“拯救”行动者被逮捕。“生命权”运动的极端分子创建美国生命激进派联合会,对堕胎诊所的医务人员实施暴力威胁和伤害,称之为“情有可原的谋杀”。他们在1977—1987年炸毁32家、纵火烧毁38家堕胎诊所。1994年7月29日,保罗·J·希尔在佛罗里达州彭萨科拉妇女中心枪杀69岁的堕胎医生约翰·布里顿及其保镖詹姆斯·H·巴雷特。2003年9月,希尔成为美国因暴力反对堕胎而被判处死刑的第一人,他称自己是“烈士”。

第三,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堕胎问题上泾渭分明,加剧了“生命权”与“选择权”两派之争。

1968年公开反对堕胎的尼克松当选总统,标志保守主义开始重整旗鼓。从1976年开始,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堕胎问题上采取针锋相对的立场。民主党尊重妇女的“选择权”,共和党则强调胎儿的“生命权”。福特在1976年表示:“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不够明智。我在堕胎问题上的立场是反对无限制堕胎;各州人民应该享有宪法赋予的权利控制堕胎。”里根总统是强硬的生命权利派,多次要求国会通过法律或宪法修正案,结束对胎儿的“谋杀”。1988年总统竞选时,乔治·布什要求把堕胎行为定为犯罪;民主党候选人迈克尔·杜卡基斯却呼吁捍卫妇女的堕胎权利。1992年总统大选时,克林顿为首的民主党人拒绝让罗伯特·凯西在全国党代会上发表反对堕胎演说,民主党竞选纲领坚定地支持妇女的堕胎权利;共和党则在基督教联盟影响下,重申保护胎儿生命权。克林顿上任后,要求国会废除《海德修正案》,并在1997年lO月否决了国会通过的《禁止晚期堕胎法案》,但难以改变保守主义势力控制国会的局面。乔治·W·布什当选总统和共和党赢得2002年中期选举的全面胜利,表明美国社会的保守趋势进一步加强,2003年10月,国会通过了小布什总统心仪中的《禁止晚期堕胎法案》。该法案规定,除了挽救孕妇生命或孕妇身心健康遭受实质性威胁时可以堕胎外,禁止任何人在第三个孕期实施堕胎。这是对罗诉韦德案的最大修正,把该案判决中允许州政府“规定、甚至禁止堕胎”变成全国性的禁止在第三个孕期堕胎。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堕胎问题上的争斗还延伸到联邦最高法院,两党总统都利用任命大法官的机会,把持本党观点的法官塞进联邦最高法院,影响法院判决。里根总统任命的372名联邦低级法官、3名联邦大法官(斯卡利亚、奥康纳、安东尼·肯尼迪)和1名首席大法官都是保守派,反对妇女堕胎权。乔治·布什总统任命保守派舒特和托马斯为大法官,使保守派在联邦最高法院中占据稳定多数。克林顿总统任命自由派金斯伯格和布雷耶为大法官,但不足以改变联邦最高法院中保守派占多数的局面。尽管联邦最高法院在八九十年代对一系列妇女堕胎案的判决还没有推翻罗诉韦德案,但对妇女堕胎权利的限制越来越多。联邦最高法院在1989年韦伯斯特诉生育健康服务处案中,认可密苏里州对妇女堕胎的程序性限制。布莱克门大法官对该判决忧心忡忡,“尽管迄今允许堕胎的法律还稳若泰山,美国妇女还有掌握她们命运的自由,但明确而强烈的不祥预兆已露端倪,寒气逼人”。社会风尚的转变在罗诉韦德案原告诺玛。姆克戈维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1995年诺玛皈依天主教,对自己过去要求堕胎权的诉讼悔恨不已,转而为维护胎儿生命权的组织工作。

在浸透基督教观念的美国社会,堕胎一直被认为是道德上的不良行为。受不同时代价值观念影响,政府对堕胎的限制时宽时严。60年代的民权运动和反正统文化运动荡涤一切传统观念,自由主义思潮如日中天,单身妇女诺玛才敢于请求联邦法院确认妇女堕胎权,联邦最高法院才得以受理该案,并在司法判决中确认妇女有决定生育的宪法权利——选择堕胎权,标志美国妇女争取堕胎权利的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但是,美国天主教会为维护传统价值观念,领导一场反对妇女堕胎及保护胎儿“生命权”的运动,使美国社会价值观念在80年代趋向保守。尽管有克林顿为首的民主党人顽强抵抗,仍难以扭转美国社会的保守趋势,联邦最高法院在堕胎案中的立场也有所后退,认可对妇女堕胎权利的程序性限制。因此,美国妇女争取堕胎,自由权利的运动会随政治思潮的变化而跌宕起伏绵延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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